我的话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那委托人最终保证，整个过程之中，只有两次是必须要给钱的。既然姐姐已经跟人家都谈好了，那么我自不能太过分。在对方已经妥协了情况之下，我再次强调，每一次每人只给五元钱，给了之后，就不能再要。委托人在认为我也已经妥协了情况下，也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下午，就开始陆续有亲朋好友过来了。这样的大事，自然少不了礼尚往来，因此，每个前来的亲朋都是带着礼金而来的。虽然我们这里有“红事不开头，白事不收尾”的说法，但亲朋们在来了之后，并未急于登记礼金。因为，起初的时候，我们还没能安排好账房先生，就是他们想登记，也找不着地儿。
按照惯例，我自然还是一直守候在父亲身旁。每当有亲朋过来，其实不管有没有地方登记，都不会影响到他们对父亲的祭拜。祭拜，也是每个到来的亲朋好友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只要有人祭拜，我就都要下礼，并在坛子内点燃黄纸。来的人越是多，我就越是走不开。因此，自父亲安然地闭上双目之后，陪伴在父亲身旁时间最长的就属我了。
下午，自第一位亲朋过来，我就注意到了没安排账房先生的问题。一来，我的职责就是寸步不离的守候在父亲身侧，因此根本就没办法走开；二来，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来担任账房才比较合适。我虽然一直在盘算着如何解决账房的问题，但由于这两方面的障碍，所以一直没能找到解决之法。
接近傍晚时分，我们家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奔丧的亲朋好友。其中，有一位是母亲的姨弟（对姨娘家比自己年龄小的儿子的称谓），他在跪拜之后，就坐到我的身旁，有一句没一句的跟我闲聊了起来。
聊着聊着，就听到“啪”的一声。原来是放在冰棺之前的活鱼从水罐里蹦了出来。那时，我正在点黄纸，因此母亲的姨弟就上前一步，将那条正四处乱蹦的鲫鱼给逮起来再次放到水罐之内。这个条鲫鱼就是在供奉整猪整羊的时候给放到冰棺之前的。既然是活鱼，那就不是用来供奉的。
当然，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即便是不供奉整猪整羊，那这条活着的鲫鱼也是必须要有的。当时，我们并未准备活鱼，在即将开始供奉之时，还是我家后面的一位非常热心的老大爷临时为我们抓的。农村，虽然经济落后，但却民风淳朴，热心帮助别人的大有人在，而且这样的帮助往往都是不图任何回报的。所以，我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住在物质生活富裕但却为人冰冷的高楼大厦里面的城里人，未必就会比我们村里的人生活得温馨。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在母亲给鱼钱的时候，那位老大爷却无论如何也不肯收。老大爷说，这条鱼他自己都没花钱（老大爷不知道的是，这样的野生鲫鱼在城里菜场上的价格可远比人工饲养的鲫鱼高得多了），又怎么好要我们家的钱呢？后来，在母亲强调这种事（白事）是必须要收红包的情况下，老大爷才万般不愿地取了五角钱。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