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到庚子事变后的新政改革，晚清的政局形成了新老两大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
所谓老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以满清贵族为主。他们是这个政权的领导力量。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
因此，他们往往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而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则以在洋务运动中崛起的汉族官僚及掌握新型企业的地方士绅们为主，这些人是晚清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们希望获得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因此成为宪政大跃进的主力。同样，这种热情，与其说是基于政治理念，不如说是基于利益的考量。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执政者的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更希望的是变动，甚至不惜政局波动，经常以民意为凭借与老1￠集团及政府相抗衡。
在历史上，恰恰是这两股势力的缠斗，导致清政府的控制力日益衰弱，最后瓦解。
而陈文强呢，他现在不仅仅是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还是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这听起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在陈文强的思维来看，改革与革命可是很相近的，关键在于一个度，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两派。在某种形势下。两派是可以合作，可以融合的。
所以，宪政派不是陈文强的敌人，他也乐于尽力为壮大宪政派的实力做出贡献。而宪政派的实力越强，越能对清廷形成倒逼，从而引起宪政派对清廷的不满。
腐朽无能的官僚体制既无法进行大刀阔斧勇士断臂的改革。又不甘以更大尺度的让权放权争取新的利益集团的拥护。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满清在这个死结中基本是无药可救。
而陈文强更倾向于用革命推翻满清的思维，实在是因为满清在外交上的软弱和屈辱。只是是洋人，似乎都可以通过恫吓威胁来取得利益，使清廷退让妥协。
所以，对澳葡开战并不是陈文强的莽撞和冲动，而是有着别人所难以理解的筹划。同时，也是给自己打上强势这个标签。争取到更多的支持，或者是扶持。
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陈文强不介意被利用。如果一个人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那岂不是无能又无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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