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弼现在很想枪毙一些人，不是同盟会的叛乱份子，也不是王振或者他的同伙，毫无疑问，他有很多账要跟他们算，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暂时退到一边，把位置让给一小撮负责前门箭楼的重建工程的愚蠢官僚，也许还能牵连某位辅政大臣。
这些家伙把一件本该很简单的工作彻底搞砸了——他们把箭楼变成了他的障碍。
良弼没有预料到这个麻烦。
当然，他知道箭楼的重建一直进行得很缓慢，如果朝廷有严格的时间表，或者任命了合格的监督人员，肯定会有人丢掉帽子甚至脑袋。他原本以为这是因为缺乏资金，而且包括皇帝和他自己在内，多数人对重建一座象征性大于实际意义的老式防御建筑缺乏兴趣，然而现在却发现还有别的原因：有人修改了箭楼的内部结构，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的加固，而且在每一层用很厚的墙壁分出许多隔间，显然是为了避免被一颗炮弹摧毁大部分甚至全部战斗能力。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
不管这是谁的主意，箭楼正在被改造成更为“现代化”的堡垒，一座建立在城门上的、四层高的巨型碉堡；然而良弼从未在任何报告见到它，也从未听到任何人提起。
如果他知道，他肯定会强烈反对，利用辅政大臣的权力阻止这个主意付诸实施，因为它愚蠢透顶——箭楼的历史过于古老以至于任何加固手段都不可能真正提高它的防御能力，差别仅仅是需要多少炮弹才能摧毁它，对于有能力进攻北京的军队来说这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这样的军队总会得到威力更大的武器——北京的德国武官就曾在私下提起克虏伯公司的15厘米口径的新式榴弹炮，目的不言自明。
而且一个几十米高的目标，任何接受了正常训练的炮手都不可能打偏。
也就是说，只要进攻北京的军队决定摧毁它，它就一定会被摧毁，就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那样。
正在进行的工程毫无意义。
不过，这还不足以让箭楼变成他的障碍，甚至改造工程的缓慢的进度也不是真正的麻烦，然而负责的官僚不但愚蠢到将改造计划付诸实施，而且任由施工人员随意堆积建筑材料、把整个工地弄得一团糟，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决它。
他们只是做了一点表面文章，让人把还没有进行改造的部分区域打扫干净，封闭了正在进行改造的区域，而且用了布帘子遮挡，这样张绍曾建立临时指挥部的时候就没有人会注意这地方的实际情况和安全隐患，但是，如果有人试图从另一边离开，他就会遇到许多预料之外的障碍。
良弼就遇到了，还有张绍曾的军事顾问和参谋。
离开指挥部已经超过十分钟，然而他们仍被困在一个与想要干掉自己的人只隔了几堵墙或者几层地板的地方，听着那些因为受到遮蔽所以显得还很遥远的枪声和爆炸，提醒吊胆的等着卫队的士兵把挡住出口的障碍清理干净。
虽然有一个加强班的卫兵提供贴身保护，但是，想到炸弹的可怕威力，以及叛乱分子携带的炸弹的数量，良弼还是害怕得要死，满心希望下一秒就能回到他的指挥部。
只不过这个微不足道的愿望注定无法实现，他只能将精力集中到把箭楼弄得一团乱的愚蠢官僚头上——这样他就不会继续关注还在进行的激烈战斗，并因此深陷恐惧而不能自拔——盘算着应该为他们准备一次集体枪决，还是亲自动手把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毙掉。
也许应该学习英国人，用野战炮而不是步枪行刑。
就在良弼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终于，亲自指挥士兵清理障碍的警卫排指挥官回到他的身边。
这名军官带来了两个消息，一个好的，以及一个坏的：“将军，出口已经清理干净，不过乱党已经封锁了出口。”
“你说什么？乱党！”良弼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他以为自己的行踪已被察觉。不过很快，他意识到封锁出口的叛乱分子可能是一个预防性的保险措施。
如果他们的数量不是很多……
“外面有多少人？”
“四个，或者五个。”军官把他知道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但是他们有卡宾枪和冲锋枪，可能还有炸弹，我的人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突破……”
良弼用严厉的眼神迫使他把最后的那个词吞了回去。“我来担心伤亡，你只需要执行命令。”
他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脚尖，等着良弼做出决定。
“不过你说得很对，代价会很大。”良弼接着说，部分是赞同，但更多是为了让士兵觉得他还很在乎他们的小命。
实际上他完全不在乎需要损失多少士兵，只要能够保护他的安全，他们就算全部死在这里也是值得的，然而他担心交火会把正从另一边进攻的叛乱份子吸引过来，虽然他们需要绕一个圈子才能到达这一边——随意堆积的建筑材料也把城门顶部分割成了两个部分——不过那点时间可能还不够他的士兵结束战斗。
箭楼的新出口只允许两个人并排通过，几支交替射击的自动武器就可以把他们挡住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叛乱份子还有炸弹。
再仔细想想，即使能在更多叛乱分子赶到前结束战斗，他也不能逃得太远，如果卫队损失太大，他还是会成为第一个死于刺杀的辅政大臣，甚至还有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并且因此被载入史册，而这不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
他需要一个两全其美的计划，用很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解决掉封锁出口的叛乱份子，然后在更多敌人赶到之前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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