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怎样使用或者不用皇族，特别是皇子，是所有当政者与生俱来的麻烦。厚待亲族，培养有经验而能干的皇帝，使帝位的传承和平的进行，避免对抗和兄弟相争，前朝玄武门之变让赵家人警醒，而这几大需求又互争雄长，想要彼此调和，即使不是绝无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
太祖建国之后并没有仿效汉代以及后来明朝的做法，将宗王派到他们自己的封地上去，而且，他还使用最亲近的家人掌握重权职位。后来的太宗担任开封府尹多年，在皇帝频繁的亲征期间，负责首都事务。973年，他被封为晋王，获得高于宰相的礼仪待遇。他的弟弟匡美以同样的原因先后担任兴元府（利州路治所）和京兆府（唐朝的首都，永兴军路治所）的府尹。同一年，太祖诸子中唯一成年的德昭继匡美之后任兴元府。
太宗烛影斧声继位之后，很快提升了廷美（按“金匮之盟”的约定，宋太宗赵匡义应该将皇位传给其弟赵廷美，但赵匡义登基后，隐匿“金匮之盟”的内容）和德昭（太祖之子，后来诸多小说中提到的八贤王是他的兄弟德芳，别弄混了）。廷美被任命为开封府尹（太宗以前的职位），先封齐王，又封秦王。德昭接替廷美任京兆府尹，封武功郡王。太宗还赋予两人在朝会死列班在宰相之上的荣誉。只不过，接下来两人的结局却很悲惨。
979年，在宋与契丹争夺幽州（河北）的战斗中，太宗要撤回首都，又怕敌人阻击，只带了小股随从秘密离开大营。当夜，人们发现皇帝不见了，谣言开始在不满的军队中流布，要立德昭为帝，太宗后来听说后大为不满。军队回到首都后，因为远征军以惨白告终，太宗迟迟不肯论功行赏。德昭提出疑问，太宗大怒，嘲弄他说：“要是我这个位置让你来干，论功行赏就不会那么久了。”恓惶的德昭当夜回到自己家后，割喉自尽。太宗正史上的记载是，他跑到尸体边，大哭道：“痴儿，你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他当时到底是真的悲伤还是假惺惺，这就不清楚了。
廷美的遭遇更为复杂。982年夏历三月，太宗接到密报说他弟弟和一小批军官密谋造反。他自诩不愿太过无情，于是只将廷美调离开封，改任京兆尹。至于廷美的合谋者则遭到降职处分，一一被流放。不久，赵普复任宰相，他报告说廷美密谋杀害太宗，这一次是和兵部尚书卢多逊等人。74名大臣廷议，主张处死所有的谋反者。但是太宗只是流放了卢多逊，幽禁了廷美，处斩了6名谋反者。廷美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受到了降级的处分。廷美抱怨自己的命运，结果被流放到湖北，很快就病倒，死在当地。太宗对他的死感到悲伤，给了廷美死后的哀荣，但是言语之间任然相信他有罪且不知悔改。
这些阴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太宗构成了威胁，已经难以得知。现在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是赵普翻云覆雨的手腕决定了廷美的命运，因为，众所周知赵普反对兄终弟及，为什么到了太宗这里却自相矛盾，也不得不说赵普这人秉性好不到哪里去。具有皇位继承权的德昭，廷美被排斥出政治权利的中心，是血腥政治的必然节奏。
清代学者王夫之，曾经在《宋论》这本书里面对赵普这人做过精彩的叙述。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晚年居住在衡阳石船山，故又称“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明代灭亡之后隐居治学，著书多达一百余种。清晚期的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夫之，他于同治初年（1862）在金陵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众多著作得以汇聚流传。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船山遗书》所收共七十种三百余卷。
一个王朝的兴衰，总是由善恶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善者之善，恶者之恶，不从长远的历史进程上看，只看一时一事，是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的。善者是正确的措施和制度，恶者是错误的措施与制度，而这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的。所以史论所评只能以人为中心，以事为枢纽，而根本的着眼点就在于这些人与事对这个王朝命运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确决策、措施从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规者，在王夫之看来，宋太祖是最值得称赞的。他说太祖为后世子孙定下三条戒律，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都要进殿，在刻着三条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读，这三条戒律是：保全后周皇帝柴氏的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王夫之说，有这三条，“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这三条戒律的精神就是：“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而要做到这三条，不用求别人，只需求自身就够了。只要自己心里相信并遵守这三条，就能使“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故曰不谓之盛德也不能”。有了这三条，王夫之认为宋就“轶汉、唐而几于商、周”。汉代的文、景之治，再传而止，唐代的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太祖从建隆年间改变了五代的乱世，让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神宗熙宁时才逐渐趋向衰弱，所以说超过了汉、唐而接近商、周。他认为这不仅要靠子孙的贤明和士大夫的襄助，更要靠家法的檠括以及政教和熏陶，所以自汉光武以外，要讲帝王的美德，没有人能超过宋太祖。
太祖用三条戒律确定的基本制度，后几代帝王还能遵守，但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开始出现不少议论，到神宗熙宁时期就因为要进行变法，从而逐步舍弃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国精神，使太祖治国的德意逐渐泯灭。王夫之认为宋王朝的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的生死之机、风俗的淳浇之原，就在这里，后来的帝王不明白这样一个至为简洁的道理，从而使宋朝的国运逐步走向衰落。
王夫之总结太祖的治国之道就是三点：简、慈、俭。内心没有分歧干扰，所以行动上就会简。用简明的政治来行慈，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用简明的政治来行俭，俭就不会引起官吏的贪吝。孔子说的“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汉文帝、汉景帝没做到，宋太祖却差不多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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