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家村人最后的下场...”
“那是因为没有足够大的奥援，起事时还进了奸细，居然一点察觉都没有，焉能不败。北方的事你应该也有所耳闻，小小的女真人居然将数百万军队的辽人打得一败涂地，他们都能做到，我们为何不行？”
“只是...”燕青一时无言以对，现在的朝政和当初大辽的天祚帝是何其相似，皇宫大兴土木，甚至将上几代皇帝积攒下来的封桩库都花得一干二净，六贼给老百姓带来的祸事简直罄竹难书。在民间，表面上看，钱币值比以前大了，流通的货物比以前多了，读书也能负担了，只是老百姓手里的钱却变少了，燕青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深有体会的一件事，便是山里的蟊贼多了，从一个还算守规矩的山大王口中得知，这世道做坏人比好人容易，好人在地里使的一身力气一年到头糊口都成问题，除了春秋两季的正常税赋，像什么买醋要交‘纳醋钱’，买茶要交‘茶引钱’，在自己家开个窗户都要收‘扰民钱’，甚至打官司胜诉了还要交纳‘既胜欢喜钱’，更不用说打官司输了要交纳‘两讼不胜罚钱’，这些五花八门的名目，压得他们连做人的兴趣都没有了。后来看见那些如狼似虎的吏胥见了山里的强人都要绕道走，才知道这些人只会欺软怕硬，等那些吏胥阴阳怪气的来收‘耗米税’时，积压在心底的怒火最终如火山般喷发，用拳头狠狠的招呼了那些吏胥，那一次的拳头格外有劲，三两下就掀翻了四五个人，往山里跑的时候，身体里的力气像使不完似的，落草后，才发现自己真的从地狱回到了天堂，喝酒不用交酒税，隔三差五还能见肉，比以前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日子不知强了多少倍。
这里说一下封桩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历朝历代除了属于政府的税收与开支由普通的政府官员处理的外库，还有专门分给皇家的内库（当时被称为内藏库），宋朝当然也不例外。户部官员掌管的是外库，内藏库被视为皇帝的私人财产，政府官员不会知道皇家藏库的账目，只有少数几个宦官掌管皇家藏库，监控着里面的存款和支出，而这些都属于机密。由于皇家藏库的收支平衡通常会好于政府藏库，因此，皇帝每年都要向政府账目上转入一些钱，还经常批准一些贷款，这已成为一种惯例。
土地税入中有三分之二留在地方，作为各县、州和路的开销。在1093年，另外三分之一上缴至京师的土地税大约占中央政府与皇家藏库总收入的30%，其余70%则来自国家贸易机构和专卖、雇佣服役的各项费用、向城市商人征收的销售税、铸币利润，以及其他各种来源。在支出方面，军队中至少五十万士兵的薪水是最大的一部分，超过总支出的30%。相比之下，宫廷的花销还不到总支出的5%。
皇帝与中央政府的收入被储存在一百多个仓库和藏库内，有些建在皇宫内，但大多数都分散在开封及其郊区。从宋朝伊始，左藏库就一直是政府储存钱币和贵重金属的主要仓库。它位于皇宫的正南，在相国寺和御街之间。965年，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设立了封桩库，作为内藏库之一，目的就是储存各种资源以备战时使用。而对于其他比较普通的皇家花费，则从内藏库和宋朝第二位皇帝太宗设立的景福殿库支出。
这两座库都建在皇宫内。1040年，神宗将几个储存国内外进贡物品的仓库合并起来，建立了神御库，这是另外一座专门储存皇家财物的仓库。神宗还建立了一座新库，称为元丰库，位于新城墙东边、临近虹桥的地方。
元丰库建于1080年，最开始时收存国家酒类专卖和运营渡船的利润，目的是储存足够多的钱以后收回燕云十六州——这个地区在唐朝时曾是中原王朝的土地，但自10世纪中期以来一直被辽国占领。后来，元丰库也开始接受从国家专营的其他贸易中获得的资金，只有在宰相与皇帝都批准的情况下才可以支出。因此，它被视为宰相的藏库。在皇宫外，沿着汴河还有几座仓库，存放各州作为税赋收上来的米谷。例如，在东水门附近有广济仓，存放河南收上来的粮食；从东水门至南城墙一侧陈州门之间，共有五座谷仓，储存从江淮一带收来的粮食。大部分税粮缴纳到政府仓库，但也有几个州的税被分配给内藏库。
内藏库收存的物资包括：各州上贡给皇帝的物品，一来作为标准化的礼物进贡，比如说绸缎，玉制品，各种时令水果等，说穿了就是衣食住行那一套；二来皇宫中也确实需要这些东西，外国进贡的物资，琉璃，香料，犀牛角这些稀罕东西，自然先是满足宫里的人；政府专营盐、酒、茶的利润；海上贸易关税；皇家铸币厂制造的钱币；政府金矿、银矿的收入；其他税务收入的规定比例；以及政府账目中的盈余，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叫光明正大的中饱私囊。
在1069年实施新政之前，大约10%—15%的全国收入都处于皇帝的控制下，这些收入都进了内藏库。一项支出是由政府还是内藏库支付，似乎经常是临时决定的。因此，尽管内藏库要支付建设工程、皇宫维修的费用，并为皇室成员的出生、嫁娶或死亡承担必要的礼物开支，但政府也要为很多在皇宫工作的人支付薪酬，包括护卫、厨子，以及在皇宫内仓库和作坊中工作的人员，甚至还要支付亲王和公主的月钱，宫女出宫时也要付给她们一笔钱，政府财政还要为皇室宗亲的住房和补贴付费，从这里可以看出，难怪内藏库的财务状况好了不止一星半点。
但另一方面，尽管政府承担士兵的军饷，但在战争时期，内藏库也往往要做出大量贡献，尤其是在凯旋后对将士们的赏赐。发生饥荒、洪水或自然灾害时，内藏库也是救灾资金的主要来源。对于皇帝驾崩后的巨大开销，包括修建陵墓和赏赐参与葬礼人员的礼物，则要进行分摊；政府承担大部分的安葬费用，而内藏库负责大部分的礼仪费用。此外，内藏库的盈余也为皇帝提供了一些自由空间，即使大臣们反对，皇帝也可以推进一些项目。正是由于内藏库在1069年前已积累了足够的盈余，才使神宗能够以此为王安石的新政提供资金，毕竟发放国家贷款那可是需要足够多的准备金的。
赵佶当上皇帝的头三年，还能正常听从前朝老臣的忠言逆耳，其实如不说他在韬光养晦。两年后，向太后去世，赵佶总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掌权，逐步赶走了他在1100年召回京城的大部分保守派，罢免了如韩忠彦，曾布这些老臣。起用赵挺之、蔡京、张商英、蔡卞这些改革派。
宋徽宗正是从这一刻起，慢慢蜕化成了一位彻底地、昏天黑地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皇帝之一。
有一次，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
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
蔡京援引《易经》，发展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理论。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其核心的意思大致是：在太平时节，君王要有天子的气派，要敢花钱，敢于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反倒会易——变化，失去上天的眷顾，变得不吉利起来。
他还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作“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
如他这样的无耻之尤，历史上又有几人能与之比肩？若太祖泉下有知，估计很有可能气得诈尸。
后来铸九鼎，建明堂，到后面新皇家苑囿艮岳等一系列皇家工程，赵佶和蔡京的手笔越来越大，摊派到百姓的苦难自然是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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