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差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而且当时的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属于古文学派的典籍）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
由此可以看出，西汉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而当时尚未流行于世的古文经记。可是，到了东汉中期传留至今的《礼记》中，就有了古文学派的文字。比如“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有很多的，也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到了西汉时期，礼学家传抄的记就不多了。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中说：《记》有131篇。《奔丧》《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现在被收录在《礼记》之中。而西汉礼学家戴圣属于今文学派，他是不可能收录古文学派的篇章的。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完全是由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西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20多年。东汉王朝建立后，所立经学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是这样，由于古文经学已经大兴于世，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混同。
东汉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并蓄兼收。因此，西汉经学家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汉经学家之手，自然不免掺入一些已经流行于世的古文经记。
那么，又该如何区别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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