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坦克，则以每小时7公里的速度行进着，坦克上的8mm机枪则不停地向他们喷射着夺命的火焰。
在狂风暴雨般的扫射中，直军士兵像割到的麦子般倒下。
一些坦克兵兄弟杀得性起，连机枪和火炮都懒得开，直接开着坦克从绝望的直军士兵冲了过去。
不少直军士兵惨叫着，呼喊着，像发了疯四处狂奔。
但是，两条肉长的腿又怎么能跑得过有着钢筋齿轮和履带的坦克。
不少直军士兵眼睁睁地看着重达10吨的坦克从自己的身上碾过。
血水、脑浆，洒了一地。
血腥味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兽性，我们继续飞速驾驶着坦克，疯狂地碾过一个又一个直军士兵的身体。
现在想起来，真是太残忍了。
无论对方是直军还是奉军、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人。
开着坦克从活人身上碾过，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近乎泯灭人性的罪行。
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着的，却只有杀戮。
因为只有把眼前的敌人杀光，我们才能活下去。
直军九门口的要塞很快被我军攻破，长城防线也因此被我军打开了一个缺口。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吴佩孚心急火燎，亲率后援部队，赶到前线指挥作战。
为了夺回九门口要塞，直军集中了大量的轻重机枪、大口径火炮，对着我军进行轮番轰炸。
直军士兵，更是像疯了一样从四面八方冲来。
也许是直军的上层得知我军坦克部队的威力，在夺回九门口要塞的战斗中，直军的火炮比平时多了一倍。
地面上，直军纷纷把火炮瞄准了我的坦克部队，炮弹，像疯了一样呼啸着袭来。
战斗只持续了不到十分钟，我的坦克就被直军的火炮摧毁了近三分之一。
看着一辆辆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坦克和牺牲的坦克兵兄弟，我悲从中来，心里直骂法国佬不地道，把坦克的装甲弄得这么薄。
按照我的导师古德里安的理论，坦克的装甲必须很厚，必须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住敌军火炮的轰击。
不久，在直军不要命的攻势下，城头上的步兵兄弟全线溃退。
大势已去，我也只好率领坦克部队退出已经占领的地区。
如果不是这些坦克有着良好的机动性，估计，那个时候，我已经死在直军的炮火之下了。
山海关之战，似乎又回到了先前的状态。
我的心十分的不甘，也十分的痛苦。
耗费了这么多兄弟的鲜血和生命夺下的九门口要塞，就这么白白的还给了直军。
这样一来，我们何时才能攻破直军的长城防线。
残阳如血，地面上依旧是炮声隆隆，枪声大作，杀声震天。
接下来，就是血淋淋的二十天。
为了彻底控制九门口要塞，我军和直军进行了反复的争夺。
不断地有人被流弹打死，不断地有人被火炮炸得支离破碎。
花花绿绿的肠子、血淋淋的残肢断臂，在空中跳起了欢快的舞蹈，谱写了一幅残酷的风景画。
在地面上，我也率领坦克部队进行反复冲击。
但有了先前的经验，直军已经学会了在地面上筑起反坦克锥，并用火炮平射我的坦克。
由于地形比较狭窄，坦克的优势难以像在大草原上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
所以，在我损失了近半的坦克之后，阵地依然牢牢地掌控在直军手中。
直到第二十天清晨，我军再次调来空军，炸毁了直军的军火库，导致直军弹药不足，军心大乱，我军才一鼓作气地攻陷了直军的阵地，夺回了九门口要塞。
在那二十天里，仅仅在九门口这么一个地方，我军和直军就共计阵亡了一万余人。
一万余名中国人在自相残杀中阵亡，我真的不知道，真正得了好处的究竟是谁？
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
没容我多想，直军的长城防线在我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就彻底的崩溃了。
悲愤交加的吴佩孚只好将兵力收缩到赤峰一带，抢修防御工事，企图继续阻挡我军的进攻。
同时，张大帅也来了急电，命令我所有“镇威军”乘胜追击，继续向赤峰进发。
赤峰争夺战，很快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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