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柏言了解到这些情况，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无辜的孩子动手，而不去向那些直接施与头上不公的那些强势群体去报复。他们是不是代表了另一个弱势群体的普遍“仇富”心理。他们的能力无法去挑战另一个群体，所以不可避免地将满腔的愤怒和仇恨施加到另一个更加弱势的群体孩子。
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其本质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在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丰富和复杂。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差别经济，在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利益分化，而且这种利益的分化带来人与人之间收入和地位产生两极分化这一社会矛盾。所以会带来社会分配关系失衡、机会不均及其相应的社会心理失衡等社会性问题。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国家目前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的缺失和失效。社会公共品是指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包括司法、包括要求信息对称、自由度，要求平等、民主，包括环境保护…这都是“社会公共品”。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中国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要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国家成为中等达国家才会解决。
进入新世纪，温饱问题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社会公共服务这一职能似乎被人淡忘。这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但财政的大量资金还是投入到继续展经济——搞基建、拉投资、造高楼大厦、营造城市，几乎从乡镇到县到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都造得漂漂亮亮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国外中等展国家，他们在教育上的投资占到经济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但我们现在直达到可怜的百分之二，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政府应当将财政开支大量用于义务教育等公共品上来，但我们却恰恰相反，所以我们国家的弱势群体还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
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不是市场指导型的。我们市场经济自从1992年十四大确定改革目标以后，我们走了十几年了，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经济中还是第一主体。但“社会公共品”的供给的缺失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已经走得够远了，再不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来配合的话，我们改革的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我们当下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政府，还是以社会公共服务为主导的政府？这已经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具有怎样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也不论执政者如何标榜自己“以天下为己任”。在其最基本的社会形态方面，总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种种五颜六色的华丽外衣而不同。
抑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所以说，经济展是硬道理，建立公平社会更是硬道理。从社会公正原则的角度看，“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会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地演化下去，就会使我们社会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使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和形成的社会财富和现代化毁于一旦。
二是步入“拉美化”的陷阱。“拉美化”是国际公认的现代化失败的典型。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人均收入不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长期得不到保证。
董柏言这篇论文此刻摆在孙定邦的案头上，抽着烟拿起来看看放下，然后再抽口烟拿起来看看再放下。此刻他正在做出一个抉择，这个抉择有可能改变自己，也有可能改变董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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