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环状的玉璧手掌大小，荧光璀璨，甚是美丽。拿在手中，只觉冰凉润滑，触感美妙。看来打头进来的三个人正是因为它才变了枉死鬼。
村长也凑了过来，他盯着这块玉璧，左观右看，啧啧称奇。包大胆儿一瞪眼，说：“干嘛干嘛，这东西可是我们发现的，所谓山开了才是石，树伐了才是木，得归我们。你可别打它的主意。”
村长干笑两声说：“那是那是，要不是你们。我这老命都不保，哪还敢有其他想法。”
回去之后，村长当天就加派人手将燕窝山的裂缝给堵住了。死的这些人也都定个了野兽袭击，死于非命的结论。此后的几年，二道河子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我跟包大胆儿作为第一批返乡的知青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这期间，我父母的问题也得到了组织的澄清。他们打算让我复员，回到部队去。不过我跟包大胆儿这十年过惯了懒散日子，不太愿意被拴着，管着，决定去走南闯北。
听包大胆儿说，他在北京有个做生意的远方表舅，咱们可以去投靠他。
可到了北京才发现，他表舅做的生意我们一窍不通，完全帮不上忙。没办法只得找他弄了点儿本钱，搞起了路边摊，卖卤煮火烧。
那年头，北京老街上的路边摊遍地都是，什么冰糖葫芦爆米花，点心匣子烤红薯，糖炒栗子熬豆腐，卖糖药的，卖冰棍儿的，江米条，艾窝窝，形形色色，应有尽有。
老北京人对吃食儿很讲究，什么冬忌生鱼，夏忌狗肉；鱼过千滚，吃肚自稳；鱼吃新鲜米吃熟等等等等。
这也就催生了一大批顶好的小吃手艺人，正所谓手艺是活宝，一世用不了。
而我跟包大胆儿呢，没啥手艺，也没那性子去学。顶多跑了几家卤煮火烧的摊子，照葫芦画瓢，看起来像模像样，吃在嘴里确实还是差了几分火候。
人家吃罢，闲言碎语抱怨几句那也无可厚非，咱吸取教训慢慢改进就得。可包大胆儿这人脾气爆，听不得逆耳的话，将光顾的食客连骂带打，全给吓跑了。
没办法，我们只得今儿在城东，明去城西，转天城北，再往城南。总之没固定的地儿，不然被老食客见着，那就得歇一天。
可是这一来二去，进账不如流水快，眼看着缸里的米快见底儿了，又不好意思再找他表舅接济。
我俩一合计，决定将从二道河子燕窝山里带出来的那块玉璧给出手了。
几番打听之下，我俩找到了一家叫做“顺义行”的铺面，在前青厂胡同东面的琉璃厂大街上，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
顺义行门前是两根红漆的石柱，当间挂着一盏马灯。左右各有一联，上书：求财顺天道，得宝张大义。
来到堂屋，见坐着两人。一人着中山装，戴黑框镜，皮肤黝黑，颇有儒雅气质。另一人山羊胡，面白秃顶，眼神锐利，断了一腿，拄根木头拐杖。年纪都为五十出头。
我头前问道：“请问老两位，谁是这儿主事儿的人呐？”
那拄拐的人站了起来，双手作揖，咧嘴笑道：“我便是了，两位小哥有何贵干？”
包大胆儿一摆手说：“什么贵干不贵干的，咱爷们儿今儿来，是为了转手一样宝贝。”
主事人一捋胡子，问：“不知是样什么宝贝？”
我从上衣兜里取出一块纱巾，小心翼翼的打开来，顿时绿光萤脆。
主事人见得此物，顿时眼神一凝，就连一旁不做声的那位也“噌”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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