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嫂的小摊在六环边，一个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小广场上，离我租的地下室不远，晚上收车回来，我都在祥嫂这垫补点再回家。
小广场是荒地改的，我来北京市时还荒着，据小区里消息灵通的大爷大妈说，开发商前脚把地拿到手，后脚老板的儿子在澳门把老爸的家底都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老板在这边荒地上把自己跟车一起烧了，这地开发商都觉得忌讳，没人接手，就这么荒了。早些年这边没有路灯，大晚上还有人看到荒地上有黑影在烧东西，说不清是人是鬼。
后来经济好了，周围都开发了，这里又出了几次夜间行人被抢劫强奸的事，政府就在这里安了路灯，设立了个派出所，改造了一下，弄成了个小广场带夜市，。
祥嫂摊子叫祥嫂夜宵，夜市把头的第一家，最开始就她一个人忙活，别人都喊她祥嫂，就这么一来二去，真名反而没人问了，不管大小，都叫她祥嫂。摊子以饺子、面条、烧烤为主，价格便宜，味美量大，关键是干净，吃了好几年了，偶尔有闹肚子也是冰啤酒喝多了，是我们这些人祭奠五脏庙最好的地方。
“祥嫂，祥嫂，老规矩，五十个小串，两串大腰烤老一点，一份韭菜，一份金针菇，一打啤酒。”
这是三德子的老毛病，点菜发语词就是老规矩，我问过三德子，为啥去哪个店说完老规矩他都把后面的喊出来，不都说老规矩了么。三德子当时叼着一个卤鸡爪斜眼看了一眼，慢斯条理的擦擦嘴“你以为老规矩是点菜呀？那是给别人听的，显得咱们经常来，这叫派儿，喊菜名是担心服务员给你瞎上，吃哑巴亏。你明白了么？这就是咱的派！”还派呢，我还3.1415926呢。
“三德子、大宝来了呀，快坐。”祥嫂用围裙擦着手就过来了。“小夏，你去忙别的桌吧。”
看到没，这就是大公司创业初期跟董事长打好关系的好处，甭管人家发展到多牛逼了，你来了绝对亲自接待你。
祥嫂年纪不到五十，身材并没有太多的走形，不难看出当年也是十里八村的一朵花，但毕竟常年熬夜劳作，脸上已经有了皱纹。
祥嫂有个儿子，每年夏冬，都会从外地来祥嫂这里帮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祥叔，去年祥嫂儿子文语堂考上了清华，祥嫂摆了两桌酒，请我们这些老主顾乐呵乐呵，我喝大了，多嘴问了一句，这才知道祥嫂的过去。
祥嫂的男人姓文，山西朔州人，那里从民国时期就是个产煤的地方，小煤窑遍地，很多人人世代挖煤，因为矿难事故频发，祥嫂男人家里除了一个老母没有其他亲戚。
祥嫂二十二岁的时候，家里遭灾，祥嫂成了孤儿，跟随老乡逃荒来到了朔州，路过矿上的时候跟老乡走散，遇到了祥叔，一年后，他们就有了自己的孩子——文语堂，祥叔在矿上升了班头，祥嫂在矿区给工人们做饭，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并没有什么幸福是永久不变的，它是有保质期的，语堂4岁的时候，祥嫂的婆婆突然半个身子不能动了，生活不能自理，光每个月的药费就是一个大数字，祥叔为了多挣钱，原本三班倒的工作，祥叔连做两班，经常挖一天煤，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回家直接就睡了。
那天，井下天然气爆炸，祥叔连句话都没留下，就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婆婆和一个刚刚懂事的孩子。
祥嫂是孤儿，没什么亲戚，在当地又是外来户，没什么势力，矿上勉勉强强的给了一万块钱，算是祥叔的抚恤金，但好在祥叔平时人缘好，工人们去跟矿主闹了一下，除了抚恤金外，祥嫂得以留在矿上，继续工人们做饭，一个月工资八百多块。
祥嫂的婆婆在祥叔走后，受不住这个打击，病情愈发严重，医药费很快就把抚恤金消耗的一干二净，家里的环境越来越困难，为了给婆婆治病，祥嫂把结婚时唯一的嫁妆，一对银镯子卖给了矿上一个要娶媳妇的工人，可这只是杯水车薪，家里毕竟缺少了一个主要劳动力。
在矿区，寡妇改嫁是很容易的，即使带着孩子，女人毕竟是稀罕物，精力充沛的汉子们有着无限的需求，甚至可以不需要语堂改姓。但祥嫂并不想抛下婆婆跟语堂，提出的要求是带着婆婆孩子一起改嫁。
养孩子并不需要太大的开销，可是治病，在二十一世界的今天，也不是普通人能承受起的，更何况是生活的底层，慢慢的，矿上没有人上门提亲了。
祥嫂二十九岁那年，生活终于有了一丝转机。婆婆在祥嫂无微不至的关心下，半身不遂已经好多了，不光可以拄着拐杖走动，还可以做一些缝缝补补的小事，贴补一些家用。
祥嫂又辞掉了矿上的工作，每天早上给老人家准备好饭菜，把儿子托给邻居照顾，徒步二十多公里，去城里的做服务员，饭店是包吃住的，但祥嫂放心不下婆婆跟孩子，每天都是披着星星出门，披着星星回家。
祥嫂在城里的饭店打工，工资虽然不高，但后厨经常有些剩菜可以带回来，让家里的饭桌多一些荤腥。
转眼，小语堂到了上学的年纪，祥嫂不想让小语堂走祥叔的老路，就想把语堂送去城里读书，可一个问题，就横在了祥嫂的面前，小学并没有寄宿，要读书，小语堂就要每天跟祥嫂一样，走二十多公里。祥嫂心疼孩子，但住在城里，就不能每天回去照顾婆婆。
一边是祥叔留在世上最后血脉的未来，一边是对自己视若己出的患病婆婆，祥嫂又一次站在了十里路口。
命运并不会给你太多时间去犹豫，她往往会帮你选定一个最冰冷的结果。
祥嫂的婆婆没有读过一天书却有着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德——善良，身体的病恙并未影响她的善良，从患病到儿子走后这两年，老人家知道是自己拖累了祥嫂，在某个秋天的晚上，祥嫂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冰冷的炕上只有一个半旧的漆盒和一张纸，纸上歪歪扭扭的写着三个字“我走了”，婆婆一辈子留在世间唯一的三个字。半旧的漆盒里放着祥嫂卖掉的那对银镯子和一把毛票，不知道婆婆用了什么方法赎了回来。祥嫂看着这些东西，抱着当时7岁的儿子大哭了一场。
这些年的苦难，这些年的坚持，随着婆婆的离开，让祥嫂终于崩溃了，祥嫂想到了死，祥嫂把绳子挂到屋梁上的时候，看到了正在炕上睡觉的语堂，又大哭了一场，剪断了绳子。安葬了跳井自杀的婆婆，把祥叔的房子用板子订上门，祥嫂带着语堂离开了矿区，去了城里。
城里人并不都是铁石心肠精于算计的，至少祥嫂的老板，就是一个例外。
打工店的老板第一次见到小语堂就认了干儿子，还跟祥嫂提过，愿意资助语堂读书，同时语堂可以跟祥嫂一起住在员工宿舍，当时祥嫂担心婆婆，没有答应，现在婆婆已走，祥嫂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语堂身上。。
苦难到最后总会结束，然而祥嫂可能是跳出这个定理的那个人，小语堂升初中的那一年，饭店老板跟老板娘回家过年，开车客车超速冲出护栏坠崖，偌大的产业就此烟消云散，祥嫂又一次触摸到了人生的低谷。
好在初中已经可以住校了，祥嫂安顿好语堂，跟着一个小姐妹，带着最后的三百块钱和一对银镯子来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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