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一年半时间，伯父一月两个来回，帮姓李的大叔从西安向南泥湾运枪。为了多挣钱，伯父一次背四条枪。伯父还想多背，姓李的大叔不让，说那样不安全。直到有一天，姓李的大叔说：“这个生意虽好，但不是长久干的营生，咱们散伙吧。”接着给伯父数了一百八十块银元，亲自装到伯父的褡裢里头，把伯父一直送出二里地。
伯父说，“我挣不了这么多钱，你给的太多了。”
李叔说，“不多，咱干的这营生说不定那一天把命搭上。这些钱你背回去置几亩薄田，盖几间茅房，娶一门媳妇，生一堆儿女。男人活一生，假如没有女人，那不叫活人，叫活命。”
有一次我问伯父：“西安往延安运枪支为什么不雇条毛驴驮上，干嘛要人背？”
伯父回答我：“那时从西安到延安，十里一岗五里一哨，***封锁非常严密，他们走的那条道黄鼠狼都翻不过去。有时夜里走路，狼就在身后跟着，稍不留神就会做了狼的美餐。况且老李叔不让他们结伙行路，害怕被***的队伍发现后一锅端，所以基本上都是单独行动。只有在往西安走的路上，才允许几个人结伙走路，因为身上没有枪支，即使遇见路上盘查的队伍也不害怕。”
我见过李叔。那是在一九五三年，李叔专门到凤栖来寻找伯父，穿一身四个兜的解放服。李叔问伯父：“想不想在政府里边干事？”
那时伯父才知道，李叔原来是共产党。伯父说，他听说政府里边制度很严，他一生懒散惯了，不想受人约束。
李叔临走时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包冰糖给我，那包冰糖我吃了很久，有时故意拿到伙伴们中间去吃，看见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神，我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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