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权宴只身远赴重洋回到父母的家乡。
拿出一张学历本，当时除了对外翻译官没人认识。那年她仅十八，父母病亡，堂兄堂姐各自在美国安家，受父母临终遗言之托，权宴决定回国。
还是那年代，幸也那个年代，不幸还是那个年代。
国内贫瘠的医疗技术迫切需要权宴这种高知人才，但是当时的政.治氛围，权宴这种归国华侨普遍被打为间谍一类，更何况年纪轻轻的她已经坐上国内一流大学的西医医学系院长之高位，然而高知学者更是被归为黑五类，被批斗得最厉害，下场最凄惨。
权宴的任务没有完成，即便被激进者百般打骂侮辱，伤得再重，她也只是一声不吭，沉默的听从发配，等候时机。
1972年，下乡。
权宴是那一批唯一一个从城里来的女人，她故意把自己化丑，每天除了干活，听批斗，都只是所在分配给自己的小破屋子里不见阳光。除了必要的出门，她在人群中总是没什么存在感。
权宴有时候也会思考，自己这时候选择回国到底是不是最正确的选择。
这个年代乱，她上辈子就知道。但是这里乱，国外也不见得多太平。权宴安慰自己，只要完成父母亲的意愿，自己就马上回去。
在屋子里的时候，权宴会把那一打打凭证摆在缺了一条腿的旧木桌子上仔细查阅，一个字都不肯放过。这是她的财富，即使被那群野蛮人抄家的时候，权宴宁愿冒着被抓起来的危险也要保住的这些宝贝，这些是一个世家存在过的凭证。
权宴把它们压平，整齐的放进檀木箱箧，又收回空间里。
回到这样一个混乱的年代，她庆幸上天还没有薄待她。给她一个空间，可以存放任何物体，保住这些财富。
即便自己伤痕累累，能保住这些纸张，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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