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三年（西元1924年）早春，江南小镇，同里，一艘乌篷船停在埠头，撑船的中年人探头向船舱小心翼翼的说，“先生，到谭家了，您看，就是那个大门，门口有两个石狮子的。”
从船里走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头戴黑色礼帽，穿着一件棕色的呢子大衣，里面是双排扣的黑色西装——这个冬季上海最时兴的男装式样，脚上一双锃亮的黑皮鞋。他的这身打扮与小桥流水的古朴小镇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船停稳后，船夫正要伸手去扶他，他却纵身一跃，轻轻松松的上了岸，在他身后的两个年轻人都是二十来岁，穿着随便一些，腰侧却不自然的鼓出一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走了两步，抬头看到大敞四开的大门，门口不大的石狮子，门楹上写着两个字——“谭府”，白布挽了个结搭在门楹上，院里传来一阵吟诵经文的声音，男子略一迟疑，然后抬腿迈步进去。前院里一群和尚呜呜泱泱的念经超度，他刚要进前厅，就看侍立在一旁的小伙子伸手拦住他，小心问道，“不知如何称呼？”男子往里看了一眼，只见厅中央停放着一口深色棺材，他心不在焉的说，“我姓毕。”
“毕老爷到！”小伙子高声吆喝着，伴着喊声，男子走进了厅内，旁边有人递过一炷香，他点着了香，对着牌位毕恭毕敬的鞠了三个躬，然后将香插入香炉中。他按规矩来到亡者家人的旁边，只有一个披麻戴孝的女孩，低着头，看不到面目，不过看身形，应该还不大，他便郑重地说，“逝者已矣，请节哀。”女孩双手伏地，轻轻的磕了个头。
按理，答谢吊唁后，这位毕先生也应该走了，可他却还站在女孩的旁边，女孩疑惑的抬起头。于是，他看到了一张异常清秀美丽的小脸儿，江南女子特有的温润白皙，一双眼睛犹如一潭清澈的泉水，一眼到底。这些年，他在大上海见过各种各样的女人，各种各样的美，却没见过美得这么舒服，美得这么灵秀的。
女孩年龄还小，十四五岁的样子，不谙世事，见毕先生这么打量着她，倒是手足无措起来。
“你知道我是谁吗？”女孩想了片刻，摇了摇头。他似乎对这个答案还算满意，又四下看看，“你们家，就你一个人了？”女孩微微点头，眼泪在眼珠儿里打转，却强忍着不让它流出来。毕先生见状，叹了口气，转过身去，撇下一句，“小姐珍重。”随后头也不回的走了。
刚走到院里，他又停下来，从怀里掏出银色的烟匣子，拿出一支烟，在烟匣上敲了敲，随从马上凑过来划燃了一根火柴，一小团火苗凑到烟上，烟头骤然变红，毕先生挥了挥手，随从走开，他皱着眉狠狠的吸了一口烟，烟头又骤然泛起了红光，吸了半支烟，他将剩下的半支扔到地上，拿皮鞋搓了搓，便又回到厅内。
“谭小姐，我有些话和你说，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后面的小厅里，毕先生翘着二郎腿，将细瓷茶碗掂在手里端详着，并没喝，只是看。片刻，谭家小姐走进了房间，他略欠了欠身，算是打了个招呼。“毕老爷，不知您有什么事要和我说？”官话里夹杂着吴侬软语的腔调，不经意间，柔到了骨子里。他放下茶碗，思量片刻，“我姓毕，叫毕庆堂，不习惯人家叫我老爷，你要是愿意，就叫一声毕先生吧。”谭小姐乖巧的点头，唤了一声，“毕先生。”毕庆堂满意的笑了。
“咱们两家算是世交，令尊和家父早年在山东一起做过买卖，后来令尊在同里安了家，我父亲先是在南洋做生意，前些年才到了上海，东奔西走的，咱们两家也就断了联系。”谭小姐边听边点头，见毕庆堂将话停下来，也没插嘴，只是静静听着下文。
“家父三年前过世了，到最后还想着能见谭世伯一面，却没能如愿。我找了世伯和小姐三年，没想到，听来的却是谭世伯驾鹤西行的消息。”毕庆堂盯着谭小姐的双眼，见她眼里划过一丝悲戚无奈，这才又接着说，“我原想只是给世伯上一炷香，尽尽晚辈的心意，没想到，竟然看见小姐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守着一个家，我要是就这么拂袖而去了，家父在天有灵，也会怨我太凉薄了。我看你，收拾收拾和我走吧，咱们去上海。”
见谭小姐深深地低下了头，他又笑着说，“上海可好了，高楼大道，霓虹灯，漂亮的衣裳，小姑娘们都喜欢！”毕庆堂边说边环顾四周，八仙桌，梅兰竹菊四君子，东面的墙上一幅猛虎下山的水墨画，西面的墙上，一幅崭新的毛笔字，写着“剑胆琴心”，落款是——小妹。他会心一笑，“我还能送你去读书，在洋学堂，和一群穿着蓝衣服黑裙子的女孩子一起，读西文，学画油画，你说好不好？”谭小姐听到这里，抬起头来，眸子一亮，毕庆堂立时觉得，他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她小心打量着眼前的男人，眉目里尽是坚毅果决，时不时蹙着眉，心机深沉的样子。长得应该算是相当的英俊，肃然而立时，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峻，对你笑时，却又有如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你分不清，哪一个才是真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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