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一九三三年,谭央开始办理出国赴德留学的事宜，一切办的差不多的时候已经是上海五月的初夏了。毕庆堂在杭州又开了一家百货公司,上海近郊的缫丝厂也在规划中，毕庆堂做生意正是风生水起的时候，他笑着对谭央说,现在他毕某人是诸事顺意，唯独太太要跑到外国去了。
晚上,毕庆堂将上完劲儿的坤表放到谭央的枕下,“打算什么时候走？”“下周吧,想买下周的船票。”毕庆堂皱着眉嘀咕,“这么快啊？”谭央笑着挽着毕庆堂的手道,“早去早回嘛,在海德堡医学院读研究生要两年零三个月，学得好的能提前毕业。”毕庆堂点头，“好，我给你买船票。”
关上灯躺在床上，毕庆堂忽然开口问，“小妹，去德国读书，寒暑假回来吧。”“假期可能就三十来天，除去来回的路程，在家也就能呆一个来礼拜啊，也太折腾了，”谭央很为难的回答。毕庆堂清了清喉咙，一本正经的说，“嗯，那么我改主意了，你不许去德国了。”谭央听罢，便笑着说，“好，我回来，寒暑假都回来，大哥你不要改主意了。”半晌，毕庆堂伸手放到谭央的肩上，淡淡的说，“做夫妇的是不能总不见面的，小妹，你就辛苦些吧。”谭央在毕庆堂怀中，轻声说，“答应我出去留洋，真正辛苦的是你，大哥。”
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临行前谭央反倒是情怯起来，闲在家里的谭央为毕庆堂打了件栗色鸡心领的羊毛衫。黄昏从公司回来，毕庆堂试毛衣试得一身的汗，埋怨谭央，“你是怎么想的，大热的天给我打毛衣？”谭央坐在沙发上将羊毛衫小心的叠好，“我下次回来就是寒假了，你能穿的到，”顿一顿，她又说，“等你穿到这件毛衣的时候，我就该回来了，大哥。”毕庆堂坐到谭央的对面，“小妹啊，船票买好了，放到钱包里几天，一直都没想起来给你。”说着，毕庆堂将钱包里的船票掏出来递给谭央。
“咦？怎么是两张？”毕庆堂凝视着一脸不解的谭央，微微一笑，“我送你去！”说罢他从烟匣子里拿出烟来，还没来得及点，冷不防，谭央扑过来搂着他，开心的笑，“你能去，真好。”毕庆堂敲着她的额头埋怨，“舍不得？舍不得还要野到德国去？起先只买了一张船票，不愿意拿给你，今天中午又补了一张，这才拿出来。”
离开上海的那天早晨，清晨起床，车在门口等着，下人把东西搬到了车上，临走前谭央说要再看看女儿却被毕庆堂拦住了，“不要看了，看了也是要走的，看了舍不得反而难过。”
坐在车上，谭央忍着眼泪，憋着鼻头通红，毕庆堂就宽慰道，“不是决定了吗？那就痛痛快快、全力以赴的去做，人的一辈子想做成点儿什么，是要这样的。我带囡囡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好好学，争取早些学完回来才是正理，回来后多陪陪我和孩子就行了。”
一个好的丈夫，真正的佳偶，纵是优秀也不是初识便劈面而来、奔来眼底的卓越不凡，智慧渗透到生活中，不经意间你可以获得启发，点点滴滴积累起来，十年二十年后你也是不一样的人了。其实，说女人的婚姻是投胎，这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更是精神上的。
海上一路颠簸，到德国海德堡正是盛夏，由于记挂着家中的女儿和上海的生意，毕庆堂帮谭央在学校安顿好就急着回国了。上船前一天晚上，赛德勒先生在他的家中招待了谭央和毕庆堂，儿子在法兰克福当兵，家中就他们老夫妻俩，夫妻二人很好客，油炸土豆配以洋葱、熏肉和青鱼，异域的家常美味。经常在上海的租界办事，毕庆堂倒是擅于和外国人打交道，更何况还有现成的翻译谭央在身边。
毕庆堂和赛德勒先生多喝了点儿酒，乘兴而归，由于离他们住的旅馆并不远，他们索性就走回去了。晚上，雨后的海德堡凉爽宜人，这不是一个喧闹繁华的城市，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湿漉漉的街道，地面的石缝里藏着积雨和青苔，谭央挽着毕庆堂的手走在街上，街边的灯照在他们身上，昏黄而安宁，街边人家的小园中种着白色的矢车菊，飘着浅浅的香。
偶尔有几个从啤酒馆喝完酒回家的德国男人从他们的身边擦肩而过，很浓的酒气搀在体味里，谭央不禁皱了皱眉。毕庆堂对她说，“你晚上不要一个人出来，路上统共没几个人，又偏偏都是酒鬼。”谭央点头，“我知道，不上课的话，我就在宿舍里看书学习。”毕庆堂笑着说，“只要安全上没问题，我还是放心你一个人在外面的。”谭央听出他话里的潜台词，故意不搭腔，只是笑。
毕庆堂见她不说话，就又问，“小妹，其实我一直都想不通，你出来留洋，你就这么放心我，你不怕再回上海就发现我大公馆小公馆、七姨太八姨太的都找全了？”谭央放缓脚步，想了想才说，“你要真有那个心，别说我在德国，就算我天天守在你跟前，瞪大眼睛防贼一样的防着也一样看不住，还是要看大哥你想过怎样的生活了。至于放心不放心，根由不在我这儿，在你那儿。”毕庆堂微微一笑，点点头，“嗯，有那么点儿道理。”
毕庆堂走后，谭央就跟着赛德勒学医，她极有韧性、舍得花力气，人又不笨，一心铺在学问上的大学者们最喜欢这样的后辈了，于是，赛德勒先生倾己所能提携指点，谭央的学医之路也就异常的宽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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