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时分,毕庆堂去女儿的卧室，言覃梦中顽皮,莲藕一般雪白的小腿露出被外，他为女儿重新盖了被子，再回房间时楼下的座钟响了,只一下，回荡在午夜的公馆里,空落落的,毕庆堂倚在床上,接着翻那份没有看完的报纸,一字不落,甚至连中间夹缝的小块启事、讣告都没放过,漆黑寒冷的午夜，因为期待归来，因为等待团圆，因为有所希望，才显得不那么难熬。
看报纸看得脖子都有些僵硬了，毕庆堂稍稍活动了一下，抬起手看腕上的表，快要两点了，焦虑在他心中滋生泛滥开来，他掀开被子，几步走到楼梯口，拨通心中酝酿着的号码，医院一楼传达室没人接电话，冗长的嘟嘟声在寂静的公馆里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
皱着眉，缓缓放下听筒，毕庆堂略作徘徊，随即在楼梯口探出一半身子，对楼下说，“准备车，去医院。”
车开到宝隆医院的门口，刚停下，送谭央来的司机连忙下车来到毕庆堂的车前，“老板，您来了？”毕庆堂抬手扶了扶西装的衣领，漫不经心的说，“我来看看，这么晚了，太太还不回去，小姐在家闹得厉害。”司机点头，“我也原想上去看看，可又怕打扰了太太看病做手术，太太会恼的。”毕庆堂微微点头，伸手抓着车门把手，想开门，却又迟疑，“再等等罢。”他靠在车座上，微阖双目，一刻钟后，他睁开眼对坐在前排的随从说，“你上去看看。”
没过多久，毕庆堂从车里看到惊慌失措的随从跌跌撞撞的往外跑，他的脑子一下子木了，厄运的乌云毫无预兆的笼罩在他头顶，他动弹不得。
人生往往如是，好事，要你付出千辛万苦的筹谋努力才能达到，且难得长久，难以维持；坏事，总是出乎你意料的不期而至接踵而来，叫你逃不得，动不得，摆脱不得。
毕庆堂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上的楼，只见“毕太诊室”门窗大开，风从窗子灌进来，穿堂而过，屋里带罩子的吊灯被吹得摇摇晃晃，连带着屋里飘飘忽忽、光影惨淡，里面空荡荡，无一人。
毕庆堂走到谭央的办公桌前，蹲下，拾起在桌角刚刚露头的一根生铁棒，他心头一紧，喘不过气来，拿铁棒的手脱了力，咣当一声，铁棒落地，他无力的倚在桌旁，但见墙角衣架上，谭央的风衣在风中无助的抖动着……
毕庆堂和司机随从在前楼上上下下找了一遍，半个钟后，毕庆堂的几十个手下也都到了。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警察局局长带着人赶到，宝隆医院附近的几个街口都戒了严，封了路。上百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从医院开始，挨个房间，挨门挨户的搜起来，依旧是一无所获。
日上三竿，毕庆堂在医院的院内踱步徘徊，渐渐的步伐里少了一开始的无措和慌乱，警察局的张局长有些犹疑的走近他，正要开口说话，毕庆堂回身道，“还没找到，对吗？”张局长有些为难的点了点头。毕庆堂微微舒了口气，“是好事，附近找不到是好事，证明掠走的，”他略顿了顿，“是活人。”张局长连忙附和，“对对，毕老板是明白人。”
毕庆堂面色凄苦的自嘲一笑，“我能不明白吗？这杀人越货的行当，从我老子那一辈开始到我这儿，干了几十年了，没成想今天，居然摊到我自己头上了！”接着，他又咬牙切齿的说“真他娘的，真他娘的是报应！”说着，他眼眶有些红了，张局长见他这么激动，既不好说什么，又不好直接就走，只能在一边干陪着。此时此刻，他眼中的毕庆堂，不是威风凛凛的洋场大亨，不是只手遮天的上海枭雄，是个满目忧惧的男人，孤立无援的匹夫。
张局长抬头看了看医院的围墙，几只麻雀啾啾的叫着，他清清喉咙，“毕老板，要想些对策，不变应万变。”毕庆堂僵硬的慢慢坐下，“到此为止，你就不要再找了，内人在他们手上，不要打草惊蛇。我来找！我这就叫人放出话去，谋财的，只管开口；寻仇的，找我便是。”说罢，他将头深深的埋下去，伤悲，不能发一语。张局长缓缓的点了点头，随即转身，悄然离去。
一个钟头以后，毕庆堂坐上了停在宝隆医院门口的小汽车，手中紧紧地握着谭央遗落在诊室的那件靛蓝色的风衣。
毕庆堂一进公馆的大门就听见哭哑了的女儿喊着爸爸妈妈，他信手将谭央的风衣搭在沙发的靠背上，连忙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失神的望着妻子的衣服，毕庆堂不无苦涩的想着，他并不祈求生活会过得比当下更好，只要别有什么变化就好。如今的他并不贪心，只这点儿要求，老天爷竟也不愿成全吗？
黄昏，赤红色的光线从仓库上方的通风口射进来，照在谭央的脸上，不远处，轮船停泊时的号角声低沉的响起，唤醒了谭央的知觉。她后脑的枕部很疼，眼睛被蒙着，看不见东西。吸一口气，空气里带着湿润的味道。谭央动了动被绑着的手脚，她的手摸到了身下湿冷的地面。她的嘴被绑住，想喊也喊不出。这时，离她不远处传来了沙哑而苍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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