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报是中枢通报各地官员的一种信息流传，里面不会有小道消息，更不会有什么娱乐，要是在上面有版面绝对是已经确认的消息。
在刘彦复立汉国之前是没有邸报的存在，他将邸报搞出来是认为应该有一个权威性的信息通道，向官员传递正确信息的同时，不使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有生存空间。
新一期的邸报从襄国传递向全国各处，里面大多数的内容是在讲述国家近期发生的大小事，大多数属于丞相府和太尉署的消息，其中有一个却是不容忽视。
丞相府要有新政策，御史府要改革，太尉署也有自己的诉求，刘彦感觉到一个属于变法的新时代很突然地拉开序幕，里面却独独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含量，那就是百姓和官员、贵族都有法律去约束，可没有关于君王应该遵从什么的议题。
在过去，约束君王的只有为江山社稷着想，完全是依靠君王个人的道德观和责任心，连带王室（皇室）也没有明确的律法来约束。那喊了无数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自商君（商鞅）时期的秦孝公真的办到之外，后面的历史中只有政治倾轧失败的王室（皇室）成员才会得到该有的惩罚。
李坛手握邸报看似迷惘和愤怒，愣了很久冷声道：“何人蛊惑王上？”
邸报里面提了《史记·商君列传》的一部分篇幅，讲的是秦孝公嬴渠梁的兄长嬴虔因为犯法而被处于割鼻和黥面的处罚，然后是嬴渠梁的儿子赢驷因为触犯律法被流放。刘彦亲笔给予点评，明白说秦能够横扫八荒六合是源于此处，对法制的坚定不移，律法面前不分贵贱和血缘。
商君变法使秦国走向强国之路，这个当然是一点都没有错，后世的历朝历代也肯定了商君变法的重要性，可很少会提到王室成员触犯法律得到应有处置的事。那不是历史没有记载，是历朝历代有选择性地忘记，尤其是到了嬴政行使中央集权之后更是如此。
刘彦的态度很明显，无论是谁触犯律法都应该得到相应的惩罚，他看似在再次确认汉国会是一个法制国家和震慑天下诸人，实际上只要有心就能明白是要搞“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那一套。
通常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人愿意受到束缚，差别就是有没有那个实力得到完全的自由，甚至可以说是肆无忌惮地行使特权。稍微有点权力的人都是这样，拥有整个国家的君王难道就不应该是？
李坛的愤怒来自于迷惘，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刘彦要搞出一套约束自己的枷锁，是猜测有人蛊惑，至于逼迫什么的稍微想想都明白不可能。
其余人是被惊得说不出话来，一个“好人”的君王并不一定是好事，身为君王其实应该有双面准则，例如对待自己人如春风一样的温暖，对待敌人就该是寒冬一样的冷酷。要是统治国家的君王一直都是“好人”，臣工会不会得寸进尺先不谈，国家必定会出现权臣，然后朝局倾轧无时无刻地进行，对外是不是该打不还手？
条攸想到了另一个层面，说道：“那些宁顽不化的贱人要倒霉了。”
需要说的是，现在的“贱人”可不是用来侮辱女性，是针对于一些道理讲不通，怎么杀都杀不怕的群体。
汉国一直都在面临一个大问题，旧有世家、豪强、大族在新次序出现后的抵抗，有些是明目张胆地武装顽抗，更多是表面上服顺暗地里却是小动作不断。
“哦？”李坛急切问：“是要针对那些贱人？”
条攸理所当然地说：“自然是如此。”
话说，君王犯法都要遭到该有的惩罚，不就是发出一个信号，严重警告那些宁顽不化的人吗？
不会有人想到刘彦对健全的法制体系的看重，更加不会了解真正的心思。他是真的要有明确的律法来约束君王和王室，要开始就从他为起点，以身作则再延续于后世君王。
一个国家的律法无法约束君王本身就存在漏洞，既然君王不在律法监督和管束范围，再去要求权贵和百姓……怎么看都有点埋下“揭竿而起”的种子，是在鼓励有条件和有实力的人，去争夺那一张可以为所欲为的宝座。
秦帝国走的是法制，可依然存在人治现象，其实到秦惠文王时期商鞅制定的法律就已经被挖了墙角，到秦庄襄王赢楚其实就面临崩溃，也就是说法律也开始看脸，不再是真的不分阶级贵贱。
再来是，秦帝国的惩罚的确是存在权衡空间，不应该动不动就割哪里或是砍哪个肢体，使人致残太过残忍，国家的很多劳动力就是这么没有了。
汉国的律法不存在割哪、砍哪、黥哪，非死刑皆是以劳动改造处置。劳动改造有各自的年限和地点，最严重的劳动改造目前地丢到夷州那个大岛，已经有人尝到滋味。
应该说汉国大部分新晋崛起的贵族都还算干净，大多数是几乎一无所有到经过奋斗合理获得，他们对君王要处置那批老旧利益即得者是很明显的幸灾乐祸情绪。
远在并州东部的冉闵，他收到公文和邸报之后，稍微看了一下就丢到一旁。
冉闵现在的地位有些尴尬，目前是位比三公的唯一将军，地位高了想出征太难，麾下有军队却是没有建立幕府。
甭管是什么生孩子可以得到土地奖励，或是太尉署提议增加有功将士的赏赐，冉闵压根一点都不在乎，也就只有刘彦要搞约束自己的那些信息能让他稍微思考那么一下下，然后又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怎么来搞一场大事的思考上面。
“定襄那边动作不断，依然是在转移物资和人口？”冉闵没有建立幕府也就不存在行军长史，他问话的人是李匡：“能确定石虎的行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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