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那种羁绊仍旧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这些年来，青年们上了战场，人类登上了月球，总统们上任的上任，辞职的辞职，遇刺的遇刺。放眼美国，无论是底特律、华盛顿还是纽约，都有人群涌上街头，任何事情都能让他们怒不可遏。世界上的一批国家竞相分裂或崩溃：北越、东柏林、孟加拉。毁灭与消融无处不在。然而，对于李家人而言，他们之间的连结却越来越紧密，是莉迪亚把他们捆在了一起。
詹姆斯每天从大学开车回家——他年复一年地教着美国牛仔课，讲义上的每个词都烂熟于心——顺便回想一天中的琐事：两个小女孩在街角跳房子，看到他的车在红灯前停下来，就朝车上扔鹅卵石；斯坦利·休伊特问他春卷和蛋卷的区别；他经过艾伦夫人家门口，她冲他露出假笑。只有回到家看到莉迪亚的时候，他心头的那点苦涩才能消散。因为有了她，他想，一切才变得不同。换作莉迪亚，她会对朋友说：“别傻了，斯坦，我又怎么知道？”她既沉着又自信。她会说：“下午好，薇薇安。”然后用她大大的蓝眼睛直视着她的邻居。这些幻想越来越让他难以自拔。
每天，当玛丽琳打开速冻派的包装或者给索尔斯伯利牛排解冻——她拒绝做饭，全家人默默地接受了这一点，这是换来她重新出现所付出的代价——的时候，她都会暗自筹划，再给莉迪亚买些什么书，科学展览，暑假辅导班。“只要你感兴趣，”她每次都这样告诉莉迪亚，“只要你愿意。”她每次都是真心征求女儿的意见，但是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开口的时候紧张地屏住了呼吸。而莉迪亚注意到了。“是的。”她说，而且，她每一次都会说“是的，是的”。听到这两个字，她母亲的呼吸才会恢复正常。洗衣服的间隙，玛丽琳会把当天的报纸从头到尾读一遍，一栏接着一栏——她看到了希望之光：耶鲁大学收女生了，然后，哈佛大学也收了。美国人逐渐学到了几个新词：反歧视行动；平权修正案；女士。玛丽琳在心中用金线为莉迪亚编织了一个华丽的未来，她相信女儿也希望拥有这样的未来：莉迪亚穿着高跟鞋和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莉迪亚站在手术台前，周围的一圈男人敬畏地观摩她娴熟的技术。对玛丽琳而言，每过一天，这个未来仿佛都变得更加真实了一些。
每天内斯都会安静地坐在晚餐桌前，他父亲和莉迪亚谈论她的朋友，她母亲则询问莉迪亚当天的学习情况。等到他们转过头，履行责任般问起他的时候，他的舌头已经打了结，因为他父亲——他想起了被父亲踢坏的电视，还有自己挨的那一巴掌——不会想听他讲什么宇宙空间之类的东西，而这些是内斯阅读和思考的全部。一有时间，他就在学校图书馆寻找相关的书籍：空间飞行，天文动力学，燃烧，推进，卫星。听儿子结结巴巴地回答几句之后，他父母的聚光灯重又打回到莉迪亚身上，这时，内斯就顺势退回自己的房间，继续看他的航空杂志，他像偷藏色情读物一样把它们储存在床底下。他不介意这种持久不变的“日食”状态。每天晚上，莉迪亚都会去敲他房间的门，显得既安静又可怜。他知道她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什么，它们的核心内容是：别松手。莉迪亚走开之后——去苦思冥想家庭作业或者准备科学展览——他会把望远镜筒伸出窗外，遥望夜空中的群星，探寻那些他将来有一天可能会独自前往冒险的地方。
莉迪亚自己——她是全家人的宇宙中心，尽管她不愿意成为这个中心——每天都担负着团结全家的重任，被迫承载父母的梦想，压抑着心底不断涌起的苦涩泡沫。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上台又卸任。莉迪亚的身材变得苗条修长；内斯个子长高了。玛丽琳的眼角出现了皱纹；詹姆斯的两鬓挂上了银霜。莉迪亚知道她父母不顾一切地想要得到什么——尽管他们并没有说出来。她发现，似乎只要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能换取他们的快乐。因此，她利用暑假学习代数，穿上连衣裙参加初级舞蹈班，报名旁听大学的生物课，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都有课。整个夏天忙个不停。“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汉娜呢？他们把汉娜的摇篮搬进阁楼上的卧室，那里堆放着他们不再想要的东西，甚至等汉娜长大一点之后，他们也会时常忘记她的存在——比如有天晚上，玛丽琳在餐桌上摆了四个盘子，直到汉娜来到桌边，她才意识到少拿了一个。汉娜也仿佛明白她在家庭这个宇宙中的位置，她从安静的婴儿成长为善于察言观色的小孩：她喜欢躲在角落和柜子里，还有沙发后面、桌布底下，退出家人的视野和脑海，从而确保家中的领土划分不会出现丝毫的变动。）
现在，距离那可怕的一年，已经过去了十年，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其他人而言，1976年也并非寻常的一年，这种反常在那个出奇寒冷的冬天达到了顶峰——报纸的头版赫然印着《迈阿密下雪了》这种标题。十五岁半的莉迪亚刚开始放寒假，再过五个月，她就死了。那年十二月，她独自待在屋里打开书包，拽出一张物理试卷，卷子顶端用红笔写着“55”。
生物课一上来就非常难，不过，通过死记硬背“界”“门”“类”这些概念，她通过了最初的几次测验。接着，课程变得更难，但她还算幸运，坐在她右边的男孩学习努力，字写得很大，而且从来不遮挡试卷上的答案。“我女儿，”那年秋天，玛丽琳对伍尔夫太太——也就是伍尔夫医生——说，“是个天才，在一门大学课程的考试中得了A，她也是那个班里唯一的女孩。”正因如此，莉迪亚从未告诉母亲，她并不明白什么是克雷伯氏循环，也无法解释有丝分裂的原理。当母亲把大学发来的成绩单装进相框里的时候，莉迪亚把它挂在自己房间的墙上，假装在微笑。
生物课之后，玛丽琳又提出了新的建议。“今年秋天，我们直接让你选修自然科学。”她说，“搞定了大学生物课，我相信高中物理也不在话下。”莉迪亚知道，这是母亲最喜欢讨论的话题，她只能点头称是。“你会遇到年纪大的学生，”她父亲说，“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他眨眨眼，想起在劳埃德学院，“年纪大”意味着“更优秀”。然而，高二的学生们只和他们自己的同学说话——要么对法语翻译作业的答案，要么背诵当天下午将要测验的莎士比亚剧本。他们对莉迪亚仅仅是以礼相待，脸上带着本地人漠然的和蔼，把莉迪亚当成外国人一样。至于那些物理应用题——两车相撞、打出的炮弹、冰面上侧滑的卡车什么的——她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答案。转弯中的卡车上装载的赛车、旋转的过山车、钟摆和砝码……这些东西如影随形地跟着她，她越想越觉得它们没有意义。为什么赛车会掉下来？为什么过山车会脱轨？当她试图搞清楚为什么的时候，仿佛看到地心引力窜了出来，把所有的车一连串地拽下去，仿佛扯着一条带子。晚上读书的时候，那些方程式——掺杂着小写的k和大写的M，还有希腊字母Θ——似乎变成了长满尖刺、密密麻麻的荆棘。书桌上方，母亲送给她的明信片上，爱因斯坦朝她吐着舌头。
她的测验得分越来越低，看上去就像一张诡异的天气预报图表：九月份90，十月份85，十一月不到75，圣诞节前60左右。上一次考试，她得了62分，算是及格，但是差点不及格。下课后，她把卷子撕成小块丢进三楼厕所，然后才回家。现在，她考了55分，尽管凯利老师没在卷子上写“F”，但她还是不敢正眼去看那触目惊心的红色分数。她把这张卷子塞进储物柜藏了两周，放在一摞教科书下面，仿佛代数、历史和地理课本的重量合起来会把它压死一样。凯利老师向她提过她成绩下降的事，暗示说，他可能会亲自给她父母打电话——如果有必要的话。最后莉迪亚保证，过了圣诞节假期，她就把母亲签过字的卷子拿回学校。
终其一生，她都能听到母亲的心跳坚定有力地叫嚣：医生、医生、医生。她母亲是如此渴望实现这个梦想，莉迪亚明白，她根本不需要说出来，她的心愿一直摆在那里。除了当医生，莉迪亚无法想象自己能够拥有别样的未来和不同的人生，那好比企图设想太阳围着月亮转、自然界没有空气这种东西一样荒唐。她曾经想过伪造母亲的签名，但她的字体过于圆胖，一看就出自小女孩之手，骗不了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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