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再美好的愿景也是以后的事，眼前的早饭才是能马上吃进嘴里的食物。这种想法充满对食物的执着，在60年代里却是社会大众普遍的思维逻辑。
因为在这个年代里，城市居民的吃穿住用都是由国家定等按量分配。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统一的国土带来的不止是和平，落后的农业生产、薄弱的工业建设完全跟不上新中国添丁增口的速度，于是，社会物资尤其是粮食的极度短缺让统销统购、定量供应成为了大势所趋。
1955年，全国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于是粮票、粮证出现了——从此吃米面等主食光有钱不行了，还要票。
然后是肉票、油票，紧接着各种日常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也纳入了计划供应的范畴，于是副食品供应本、工业券等也应运而生了。
到了1968年，城市里的家家户户都把粮本和户口本放在一起，家庭的生活开销除了算工资外还得想想自家的副食本、煤本、工业券等等。
根据供应情况的变化和紧俏程度的不同，各种物资对应的票或证能买到的东西的种类和数量也是会变化的。陶小霜还记得在1960年自然灾害席卷全国时，沪上的肉票在年初时能按票值实买，到了年中就要‘节约’一半，等到了年尾更是拿着票也无肉可买了。
当然，各地的情况不同，物资供应也不同：有一年供应不上的时候，上海发过抹布票和牙刷票，可把阿拉们惊倒一地；而在一些偏远的小地方，听说常年都发火柴票、绒线票、针票、各种票——这些在上海都不用票。
另外，还要注意各种票证不同的使用期限和使用限制。比如这时出远门必备的全国通用粮票，因为其主要供异地出差的办事人员和地方调拨使用，所以使用期限至少是一年，使用范围则是全国。
而地方粮票就寒酸不少了，比如上海的地方粮票，那都是一季度一发的，用不完就过期作废，而且只能在上海境内使用。当然，例外也常有——去年里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沪上的各家大饭店居然只收全国通用粮票，反而不要本地的粮票了。
简而言之，这个年月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票证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票证已经遍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式票证的分配和使用自然是极其复杂、多变的，说夸张一点，怎么得到和使用这些票证甚至都成了一门学问，精通这门学问才能当好家过好日子。
在这样缺衣少食的年月里，寄住在舅舅家里等着二次分配票证的陶小霜几乎很少有吃得好、吃得满足的时候。而口腹之欲长期得不到满足，人类就会对吃这种行为产生出贪婪的*，陶小霜也不例外。
所以，只是憧憬着发了一会呆，陶小霜就被饭盒里发出诱人香味的金黄的煎蛋和油汪汪的米饭拉回了神。
吃几口炒饭，喝一口酸梅汤，她很快就把剩下的炒饭全吃下了肚。
满足地放下饭盒，陶小霜想了想，对孙齐圣说，“大圣，你也去打扑克吧，有宁鸥陪……”
一旁的宁鸥抢着说道，“对，我们不需要你，女同学聊天，男同学走开！”
孙齐圣把装满葱油饼干的袋子交给陶小霜，轻声道，“聊饿了就吃点”，说罢转身走了。
……
上午十一点，白炽的烈日开始升向天空的最高点。
聊累的两人赤脚朝外，肩并肩横躺在床上。
“霜霜，昨天我遇到倪爱蓉了”，宁鸥很突兀的说道。
突然听到这个名字，陶小霜不由得楞了一下。
倪爱蓉，曾经和宁鸥一样，是陶小霜最好的朋友。蓉蓉、鸥鸥、霜霜，互相喊着小名的三人曾是那么亲密。
宁鸥和陶小霜的初见在她们4岁的时候。宁叔叔和死于船难的陶父曾是一起擦甲板的小水手，他从广州一调回上海，就带着小宁鸥去看望陶奶奶。于是两个小囡在川沙的乡下玩耍，常滚成一对小花猫。
而倪爱蓉的加入则是小学时候的事了。那时，三个人在一个班，倪爱蓉是班长，陶小霜是文艺委员，宁鸥是体育委员。
上了初中，倪爱蓉和陶小霜还在一个学校，而宁鸥转到了其它学校。三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放学后总是一起做作业，星期日也是一起白相南京路，直到两年前，那场大运动改变了一切。
所有人都必须选择一个立场：是做造反派，还是做保皇党，或者做个逍遥派！激烈的派性斗争，血染的两条路线，社会动荡中，倪爱蓉和陶小霜、宁鸥渐行渐远。到了67年复课闹革命时，有一件事使两人和倪爱蓉之间出现了彻底的裂痕。
这一年来，在学校里陶小霜也常和倪爱蓉照面；每次遇见，两人都没有互相说过话。
心情特别复杂，陶小霜不觉就沉默了。
眼睛直盯着蚊帐的顶部，宁鸥喃喃自语似的说道：“当时我正下船，没留意。是她主动走过来和我说话的。她说，警备区文工团到你们学校招人，就两个名额，她被选上了……”
“哦，是吗？”陶小霜不知道文工团的事，她有些惊讶，但并不意外。
66年停课闹革命时，陶小霜她们正读初二。红卫兵大串联、破四旧时，陶小霜待在同寿里里帮外婆做家务，宁鸥则学会了蝶泳和滑冰；与此同时，倪爱蓉则是学校大批判专栏的积极投稿人。做了两年的积极分子，校革会自然会推荐她呢。
“为什么她能忘了那件事？我一想到就……”宁鸥不解的问，她面色惨白，有些惶然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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