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教育变革，是从朱敬伦还没扯旗造反，英法联军也还没攻入北京之前开始的。
一开始几年是最困难，但也是进展最快速的时候，几乎到了三年前，大明国的入学率就已经达到了三成，可是之后三年几乎一直停滞不前。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大明的乡村教育太过于依赖之前的乡下私塾和学堂了。
这些私塾和学堂往往掌握在宗族势力、乡下地主乡绅的手中，官府通过一定的补贴，让他们不限制的招收适龄学童入学，一开始这些势力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拿着官府给的钱，他们新建扩建了不少学堂。
可是几年之后，一股反勭的力量就涌现出来，当看到自家子弟考取功名的名额不断的被一些贫寒子弟挤占，一些乡绅家族，宗族势力开始不满了。
他们通过各种办法限制非自家子弟的如学，比如明里暗里向穷人家庭所需束修，说这是应有的礼数，不缴纳的学生会受到排挤，另外还在宣扬读书无用论的舆论，他们告诉那些穷人说，即便花费了十年光阴也不一定能考中个一官半职，还不如让孩子早早挣钱去，他们很乐意介绍这些孩子去城里的作坊里、商铺里当学徒。
这几种手段确实限制住了很多寒门子弟，一些家长付不起给老夫子的束修，而不能够进入学堂，有的则是真的相信读书没什么鸟用的舆论，让孩子早早出去谋生了。
看到这种情况，官府当然是不满意的，礼部就靠着入学率捞政绩了，但这时候乡下势力们又用一种离奇的论调忽悠官府，他们告诉礼部管教育的各级官员说，如果穷人子弟都去读书去了，以后所有人都是读书人，那还有谁去做挑粪喂马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做，他们这些体面人怎么生活，如果去做了，他们这些读书人同样脸上无光，因为一个读书人去做那些伙计，岂不是给所有读书人脸上抹黑吗？
这种论调还真的很是流行了一段时间，因为连那些通过科举成为礼部小官吏的人，他们也是文化垄断的既得利益者，既然他们已经成功通过读书科举鲤鱼跳龙门了，那么这个门越小当然也就越好了。
说起来出现这么多问题，还是离不开一个文化垄断在里面。
这种垄断的思想是那么的根深蒂固，而且严重到朱敬伦不敢强制干涉的程度，因为他很清楚，无坑地区长达十多年的土客械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学额，广府人和客家人两大族群为了争夺进学的名额，不惜为此血腥厮杀，现在庞大的乡下文化人希望自己的家族继续垄断文化，他们能使出什么样的手段都不值得奇怪了。
至于孔夫子那面有教无类的大旗，哼哼，有用的时候他们才会去打，没用的时候，有几个人真的是孔教的虔诚信仰者？
这种情况僵持了三年，朱敬伦都没找到最合适的解决办法，他知道这是他取巧的结果，一开始依赖了乡下文化阶层推广教育，现在这些人在教育中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后，官府在想插入进去，比过去更难了。
但对教育的普及朱敬伦十分坚决，一开始他试着派监督员去乡下，可是这些人的工作根本就无法展开，要么看到不合适的去阻止，却被各种刁难，甚至出现过刺伤人的情况，当文化垄断集团拧成一股绳阻碍文化传播的时候，总不能直接派军队去镇压吧，那些大头兵怎么可能懂得推广教育，更何况教育不是用刺刀来推广的。
朱敬伦选择在乡下势力较弱的城市中推广普及教育，这次倒是取得了一定的紧张，官府出面建立大量的公学，这回倒是招募到了大量的学生，甚至就连在农村中心的集镇上，也可以成功建立学校。
但在一个城市化率还不足百分之十的国家里，光在城市建立学校，哪怕普及到每个人，对全民的教育普及也没多大的意义。事实上在九龙港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八成的入学率，但总体的入学率依然保持在三成。
而且政府直接推动，投入的资源实在是难以承受，光是在这几年在城市建学校请老师，每年就要花费上千万两，平均下来解决一个城市学生的学习的成本，能够让十个乡村学生进入学堂。
事实上，乡村教育之所以掌握在乡下文化人手中，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投入了大量资源在里面，政府的补贴只占一点投入而已，他们承担了责任，所以享有了大量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权利义务法则在起作用。
让人欣喜的是，乡下文化阶层对舆论的控制最近开始降低了，最大的一股势力是报纸的发展，愿意办报纸的人往往都是比较开明的，更愿意接受新事物，同样他们接受的信息也比较新，他们知道很多西方国家的教育，已经远远把大明落在了后面，心中的紧迫感让他们在报纸上大肆呼吁。
同时他们也对乡下文化势力的文化垄断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