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徐清风这个有望成为一代宗师的超级神棍，邦联政府的高层们是“爱恨交加”的，心情非常矛盾。
这个国家之所以从当年的中央集权制演变成现在结构相对松散的邦联制，明面上的说法，一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各阶层、不同民族与族群以及东西、南北区域之间的矛盾突出，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掌控力与经济上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足，屡救屡败，加上“人心不古”，各路诸侯都想获取更大的权利和话语权，有意无意地漠视甚至放纵事态发展；二是西方蛮族国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东方大国崛起，绞尽脑汁进行鼓动、分化、打压，在内因外患的共同作用下，几将国之不国。幸好当时军队比较稳定，战斗力不上不下，不足以扩土开疆，也没有打内战的底气，却拥有足够的威慑力，才使国家没有彻底分裂，政权过渡也比较平和，没有太大的社会动荡，可说是不幸中之大幸。
但一些“有识之士”则认为，造成当年政局变幻的根本原因是信仰缺失。这个民族几千年来的理论体系是以神道教为核心信仰，“敬天地，事鬼神”；以法家或类法家的形式治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以儒教或新道教愚士大夫，使其“奉节守礼”；以佛教等华化的外来宗教愚黔首，使其将希望寄托于飘渺的“来世”或把自己的苦难归结于天地鬼神的惩罚。君不见几千年来的那些皇帝，表面上尊儒也好，信佛也好，祭祀天地祖宗所用的仪式都是神道教的。“有识之士”们还解释说，敬天地，可理解为尊重客观规律；事鬼神，可理解为祖宗信仰祖先崇拜，这种核心信仰体系，其实是很“科学”的。没看人家蛮族执“民主”、“科学”大旗的米国大统领就职，还要手按着《圣经》发誓吗？可见对天地鬼神的崇拜和科学不科学的没有根本冲突。
前朝太祖以莫大的气魄破除一切“封建糟粕”。斥之为“迷信”，代之以全新的理论体系，宏扬科学、唯物，对舆论的引导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太祖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人补充说“笔杆子里面保政权”，这里的“笔杆子”，指的就是舆论引导，如果忽视了“笔杆子”的作用或者握笔的人书法和文笔太差……太祖既没，后来者一则忙于物质文明的建设，刚开始的时候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建设。西方蛮族文化趁虚而入。对传统信仰体系造成了致命的冲击；二则太祖之后的权力更替过程中。当年那些搞舆论和意识形态引导的高手全军覆没，从中央到地方都几乎无人胜任这方面的工作，“赶鸭子上架”的效果可想而知；第三，都说“三年的商铺。十年的品牌，百年的宗教”，一种信仰体系，不经过百年以上的积累是无法真正深入人心的，正因为太祖时期的信仰积累本就不足，随着教育的普及，民智大开，为政者仍然使用太祖时期的手段来宣扬一个沉淀不足的新信仰体系，讲道者自身又不正。自然捉襟见肘，往往起到反作用，越来越让民众反感。当然，为政者不是没意思到信仰缺失的严重性，曾经大力宣传过“国学”。可惜这些所谓的“国学”是经过女真人阉割的，和民众心目中的“正统传承”有很大的出入，只能流于形式，其教育作用其实还不如范大家那部完美演绎了新哲学思想的《通史》。加上前朝的理论体系和以神道教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先天对立，为政者明知如此，也只能“望洋兴叹”。
按照“有识之士”们的说法，一个十数亿之众的国家信仰缺失倒也罢了，关键在于随着信仰缺失，人们都无所畏惧了，不怕天地鬼神的惩罚，不在乎报应，也不图来世，只追求眼前利益。当法律开始裸奔，这“无所畏惧”就进一步让道德撕去所有的遮羞布，“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之类的言论竟然成了许多人的座右铭，官员贪腐，商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所以想让这个国家重返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就要找回已经失落的核心信仰。
“有识之士”们的分析，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些“有识之士”们不知是忘了还是有意忽略，信仰是需要载体的。载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虚拟人格，类似于“故乡”、“祖国”——不过华族传统上好像更习惯于自然人形式的信仰载体，不习惯崇拜虚拟人格。即便是标榜“众生平等”的佛教，也要捧出个最高佛接受众生的朝拜。有过宣扬“不立文字”的教派，但文字是不立，庙宇却从来没少过，崇拜的对象也从来没缺过。如果有教无宗，自然人心浮动乱象频生。“敬天地，事鬼神”时代，被称为“天子”的皇帝是天地鬼神崇拜的核心载体，前朝太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新信仰的载体，说句大不敬的话，那只是换汤不换药。太祖不存，相当于有教而无宗，“谁主沉浮”？按照“有识之士”们的理论，难不成要捧出个新的信仰载体来——实际上一些思想比较极端的“有识之士”就是这样认为的。和蛮族不同，华族历朝历代神权都要服从服务于君权或政权，教庭凌驾于君权或政权之上的现象，在华族的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教宗也好，天师也好，只要跟君权或政权发生冲突，一律一巴掌拍扁！当然，那些“有识之士”不管明不明白这一点，暂时是顾不了那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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