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辩友，在下有一事欲请教——你方既是认为人间的恶行与人性之恶无关，那么敢问一句：恶从何来？你方说的人性本善，又是如何导出恶果的呢？
“我方说的并非本能和欲望即是恶，而是：无节制地扩展本能和欲望，才是恶。人之所以为人，便是因为对本能与欲望加以节制，否则的话，与畜生野兽何异？
“对方辩友，你喜欢诗词歌赋，李太白、杜工部的诗，屈原的辞赋，这都不是恶吗？但喜爱到某个程度，无法抑制自己的虚荣，你去剽窃抄袭别人的诗词，据为己有，那便是恶了。你恶了，想去吃叉烧包，这当然不是恶，但倘若你身上的钱银不足，却又抵制不了美食的引诱，去偷抢叉烧包，那便是作恶了。劳作累了，要休息，怎能算是恶呢？但不加以节制，一个人好逸恶劳，终日浑浑噩噩，这难道还不是恶？
“人无完人，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并不因为他白壁无瑕，完美无缺，而是他能有看清楚自己的勇气，承认人性本恶，能够扬善弃恶。为了抑制人之本**望的无限扩张，所以有律法、有道德，用以倡导善行，制止恶行；有从古至今许多讲究忠孝仁义的故事，教化百姓向善。
“正方辩友坚持人性本善，言下之意，也就是说这些律法、道德、寓言典故都是多此一举的？我不禁痛心问你一句：如果人性本善，要律法何用？要道德何用？要忠孝仁义的典故何用？”
黎俐有条不紊地说道。
苏轼闻言，怔了一怔。
对方找出了正方论据里的最大破绽——本能非恶，亦非善。
然而，他却丝毫不慌。
就如那次和乐琅对战的辩论赛彩排一样，苏轼感到熟悉又久违的刺激与兴奋。
人世间，知音难寻，但对手更难觅。
没有对手的比赛，胜之不武。
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虽败犹荣。
厮杀，即将开始。
“反方辩友辩解说，‘无节制地扩展本能和欲望，才是恶’、‘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对本能与欲望加以节制，否则的话，与畜生野兽无异’……我想问反方辩友：人能教给畜生习性，比如教会狗看门，教会教会马牛劳作，但人能教化畜生行善吗？
“我就问一句：反方辩友，若然人性是本恶的话，律法、道德、寓言典故何以能作用于人呢？”
轻而易举的一个反问，苏轼便将辩论重新拉回到人性的善恶之分：
“一个本恶的人，他又怎么会摒弃恶的价值？本恶的人，理应是喜欢作恶的吧，那么，他理应厌恶别人加在他身上的恶行。本恶的人，应当是心怀愉快地去行恶才对，让他最厌烦、最痛苦的，是别人的恶加在他身上才对，而你说的这些律法、道德、寓言典故，对本恶的人而言，不亚于‘恶’。
“对方辩友在错误矛盾的论据之下，说人性是本恶的，但人又会摒弃恶的价值。既然人性本恶，人就会欢欢喜喜地接受恶的价值。怎么可能安然接受教化呢？
“人可以被教化，人有善根，人有善端，这正是人的善良的本性呀！
“今日，我等在此处辩论，谈的不是输赢，是真理大道。若然人性本恶，我们定必无法彼此信任，你怀疑我，我猜忌你。如无善良的根本，我等如何在此处沟通呢？”
苏轼的对答，同样来得气定神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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