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李杜”天雷勾动地火式的邂逅相比，“小李杜”的相逢显得有些草率。
李商隐怀着忐忑心情向杜牧发去一首打招呼的诗，良久，杜牧没有反应。
难道“杜司勋”没有感受到我的诚意？李商隐并不气馁，重又写了一首，再次发给杜牧。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没错，在我眼里，你就是跟我一样忧郁的美男子。
李商隐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能给杜牧发消息了。
在唐诗的朋友圈中，杜牧是个很“高冷”的人。论出身，他可以秒杀其他一众人等。京兆杜氏从晋到唐都是名门望族，当时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说法，他的爷爷杜佑还是宰相。杜牧小时候住什么样的房子，“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京城内环豪宅，在市郊还有樊川别墅，顶级奢华装修，杜牧就在那里玩大的。
不单是李商隐，任何人跟杜牧比，已经输死在起跑线上了。杜牧如果能保持这个高富帅的水准到工作年纪，估计看谁都是拿鼻孔看的。
可惜有高富帅的身子，没有高富帅的命。杜佑在他十岁时去世了，接着他的父亲也过世了。没了靠山，杜牧只得搬出别墅，生活水准一落千丈，差一点去街头要饭了。
后来杜牧二十几岁中了进士，一方面他的确有才且努力，另一方面也要得益于出身优势。那时候考试流行名人推荐，谁能上榜往往是内定好的。别人都是想尽办法求推荐求转发，杜牧一出来，二十几个朝中“大v”争着给他当推手，最后给杜牧内定了一个第五名。有人跟主考官打小报告说杜牧这个人性格有点难搞，别录他比较好，主考官却说，杜牧就是杀猪的我也要了。人家可是某某人的孙子，即便某某人不在了，家族影响力还在那摆着。
杜牧有背景，但不喜欢经营算计，做官爬不上去，但是他情商不低，难得一辈子没坐过牢，没吃过大苦头，这在于他知道什么该提什么不该提。杜牧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两大社会弊病，一是藩镇割据，一是宦官专权。杜牧一直致力于反对藩镇割据，写了很多著名“社论”，但是从来不去碰宦官的事情。毕竟藩镇问题再怎么批评，是为朝廷分忧，触怒宦官是要掉脑袋的。
跟他同科进士有个叫刘蕡的，就没有杜牧这种情商。刘蕡在当时是一个著名“公知”，直言时弊，脑残粉很多，他应考时，一上来就对准宦官专权猛喷，虽然说得很切中要害，但是惹到了某些人，被“封号”了。这件事在当时闹得很大，很多人出来为他说情，甚至有人表示，我功名不要了，愿意自毁前程，求皇上给刘蕡“解禁”。
这个有点理想主义的刘蕡，恰恰就是李商隐的恩师。
刘蕡后来成了“敏感词”，只能在节度使府中做幕僚，委屈了一辈子，李商隐很为他抱不平，在悼念他的诗里写道“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本来杜牧作为同科完全应该站出来为刘蕡说句话的，但他自始至终一个字也没提过。李商隐*丝青年，很容易受到这种公知的煽动，不过因为这个事情忌恨杜牧应该也不太可能，毕竟明哲保身是人之常情，你不想要功名，别人还想要。只是杜牧如果知道李商隐是“敏感词”的学生，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回避的想法。
不像李白和王维那样总是缘悭一面，李商隐跟杜牧终于还是在某个特定的时节遇到了。那时，杜牧四十七岁，李商隐三十七岁，两人都在长安为官，杜牧是从六品上司勋员外郎，李商隐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尉，至少八品以下了。杜甫当年见李白是什么样的小辈礼节和粉丝姿态，李商隐对杜牧就在此基础上再加一倍。
当时杜牧正好写了一篇碑文，叫《韦丹遗爱碑》。这个韦丹是那时公务员讲新风树典型推出来的一个“先进人物”，韦丹的事迹报上来后，皇上点名杜牧据此去撰写文章，在全国广泛宣传。这件事情不大，但是李商隐对此眼红的要命。虽然都是进士出身，但杜牧学的是“政治经济学”，李商隐是纯“中文系”的，除了写文章，没什么别的才能。《韦丹遗爱碑》一出来，李商隐立马上去点了32个“zhan”，还借此为由头给杜牧写诗，并且写了不止一首，很明显诚心想要结交这位老前辈，希望以后能够提携提携他，给他一些发文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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