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模式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小到一群去ktv唱歌的同学，大到准备宣战灭亡敌国的士兵，只有良好的组织，才能把一件事完成。
哪怕是原始人点火，也需要分工合作，才能把羊肉烤熟啊。
这里面，就要有人管收集柴火，有人钻木取火，有人看管火苗，有人打猎，有人剥皮，有人烤肉，这里，谁去做什么，哪件工作辛苦，哪件油水足，哪件工作可以跟靓妹一起工作……
还有事后如何分配烤肉，这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丝毫马虎不得。
原始人烤肉，都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何况后世的人做事？
一项事业的成功必然来源于组织模式的成功，哪怕是此时的东印度公司，也因为其先进的财务制度，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先进的利润分配制度，几乎支撑起了现代文明的根基。
相比较而下，后世的所谓被吹嘘到天上的曾国藩李鸿章，那些为了推销曾国藩家书而吹嘘其道德完人的无耻文人，永远不会说，曾国藩的弟弟靠着劫掠江南，金银珠宝都是用船运，而李鸿章李合肥而天下瘦，可是实实在在说明了这位中堂大人捞钱的本事如何高明了。
当然了，对文人来说，杀人不是罪过，只要杀的不是文人就好，腐败无能不是罪过，只要保证文人的高薪生活，自然吹捧你。
但他们糟糕的组织能力，却注定了只能打一场古代式的战争了。
中国传统社会是集权的，政治的，去商业的，这跟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关，大一统之后，贸易不再是唯一的物资交换方式，过去秦国和赵国，齐国和楚国之间的必需品交换，必须通过商人来进行，现在突然发现，一个高度一致的政权，通过行政命令来调转资源，更加的高效和便利，于是商业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加之儒家道德开始被文人和执政者普遍接受后，统治者越来越不能接受商业中存在的逆道德因素。
商业是逆道德的，当然商人也可以做好事，甚至有许多大慈善家，但这改变不了商业的本质，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就是优胜劣汰，就是高效取代低效，就是强者取代弱者，所以当发生灾害的时候，商业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是囤积居奇，坐看穷人饿死，商人获得超高利润。结果就是商业造成了缺乏社会竞争力的穷人被淘汰了，富人活了下来。
这在农业上，就是地主平时好模好样的借给佃户钱，等到荒年就急着收税，故意饿死佃户，那佃户不多的财产，自然就只能归自己了。
当然了，在政权尚未失控的时代，政治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却是救济，不考虑成本，而是考虑一个底线，那就是让人尽可能的活下去，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去竞争的，去优胜劣汰的，保护了低效，保护了弱者。因此政治未必是道德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他比商业更讲道德。这就是为什么讲究道德的儒家思想，会慢慢跟政治靠近，最后紧密结合在在一起的深层原因。
这却并非是什么道德考量，纯粹是为了更好的安抚和吸允百姓的民脂民膏而已，毕竟，不给救济，人家是要造反的。
但如果社会长期的的政治化，缺乏商业驱动，竞争就会不足，缺乏活力。低效的，衰弱的成份会一点一点的积累下来，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弱化。从人的角度来讲，中国长达几千年的这种政治化组织方式，保护了弱者，也保留了低效。
弱的不是人种，而是思想意识，是认知观念，所以中国文化中，会出现依赖群体，盲从等等特征。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普通人本能的想的不是如何自救，而是抱团取暖。就连这个政治化社会的商业文化，也不喜欢竞争，商人更喜欢在政权的庇护下做生意，不管是十三行的行商，还是扬州的盐商，或者是山西的晋商，所有人都把维持跟政府，跟官员的关系，看作重中之重。这就是思想观念的弱化，是长期被强力组织保护的后遗症，产生了大批巨婴。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官本位是思想，儒生天生不会做生意，不会创造财富，因此天然仇视创造财富的人，希望依靠制定规则，命令财富的创造者将财富分给自己，或者对其跪舔换取一点残羹剩饭。
相比在商业文化的高竞争状态生存下来的西方人，思想观念中的竞争意识十分强烈，非常具有冒险精神，具有独立个性。
单个人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对比还体现不出来，可如果千千万万人的差别加在一起，区别立刻就体现了出来。
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有海外开拓的情况，比如中国的下南洋，西方的大航海，区别是西方人是主动的，中国人是被迫的。西方开拓海外殖民地，上到贵族、学者、官员，统统加入到这样一个事业中来，中国人下南洋都是一群实在活不下去的穷人被迫的选择。于是西方人海外开拓时，他们去征服，去学习，去统治，中国人呢，唯一的目的，就是谋生！
最可笑的是，曾经有一次顺理成章名正言顺的将东南亚扫平的机会，我们缺因为要讲礼貌，不能做野蛮人，而拒绝灭亡他们！
这也是在后世最可笑的体现，在XX和XX，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外国人群体，以碰瓷为乐，他们或者是租房不给租金，去要租金的时候，就有一个被他们干的早已失去自我的女人攻击，报警声称自己的黑人朋友被歧视，要求必须把房子白送给自己的黑人朋友，不然就去……
也就是说，这种不能在外人面前丢了面子的思想，简直就是我们民族最大的祸害了，无数次，为了这种面子，失去的大量金钱和潜在利益，已经是无数次的在教育我们了。
为什么这么要面子？为什么不能弃虚荣而取实际？
对于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强，独立个性弱的特点，李向前是清楚的，深层原因他到没有多少研究，但他觉得竞争意识强一些，绝不是什么缺点。
所以他觉得给中国社会中注入竞争意识，更多采用商业，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剂资源，会让这个社会更加高效，更具活力，更有激情，然后才能杀出国门，闯入大航海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和西方人搏杀。
这就是分权的问题。
在这个分权授权的体系下，固然对手下的派出所民警，放权是要有着相当严格的培训的，总不能你在卧室里搂着女秘书，吃着火锅唱着歌，他没眼力的过来敲门，问你遇见了一个酒后驾驶，咆哮，叫嚷着我姐夫是xxx的家伙，我是该跪在地上礼送他回府邸，还是将其狠k一顿再扔进拘留室让其他犯人给他上上课？
同样的，这个时代的商人，也需要换换思维。
董小宛小时候是绸缎庄的小姐，而且收入水平不低，可以负担起她的受教育经历，确实有几分大家闺秀模样，但父亲一死，“职业经理人”就开始捣鼓黑账本，将盈利的丝绸店直接搞破产，这就是问题所在。
李向前并不想在道德上批判这件事，董小宛也在帝都住下，并且似乎和某位长老很热乎，也算是修成正果，自己人得了便宜，但本质上，这件事，有几个人得利了？
董家是家破人亡的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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