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陷落之前，周鹤以参知政事、兵部侍郎、文渊阁学士兼领京西北路制置使，在士臣之中地位仅次于王戚庸等有限的几人；高纯年作为陕西五路转运使，地位要高过诸路司使；吴文澈、顾蕃、陈泰作为原京西北路转运使、原京西南路经略安抚使及转运使，在士臣之中也有着极高的地位
汴梁陷落之后，汪伯潜、严时雍有临阵脱逃之嫌，王戚庸等人变节降敌，还拥立李汲为伪帝，气节尚在的那些大臣这次也一并与天宣帝、宗室子弟被赤扈人押解北上，周鹤、高纯年、顾蕃、陈泰、吴文澈等人可不就成了士臣唯一能指望上的领袖了？
所以说景王即位继统，周鹤、高纯年、顾蕃、陈泰、吴文澈在新组建的朝堂之上拥有绝对的优势，这并不令徐怀感到意外。
不过，中枢朝堂的构成，除开有品秩的官员执掌诸职外，还需要有大量的文史经办其事。
当世律法主要有朝中所颁布的种种制诰、诏谕组成，极其繁复、冗杂，缺乏严密的体系与条理。一般来说，中书门下诸部司院的掌职官员流动性大，通常任职三五年就要轮转，通过科举入仕，所学又以儒学四书五经为主，很难厘清如此繁复冗杂的律法关系，有几人能真正独立将所执之事井井有条的处理好？
而中枢吏职任人较为固定，甚至父子相继，家传兼并儒学、律法以及诸多事务性技能，他们才是使中枢诸部井井有条运转的关键。
甚至可以说，中枢有相当大的权柄，被一群妙笔生花的老吏玩弄股掌之间。
到地方上，道理也是一样的。
大姓宗族一方面渴望子弟能通过科举入仕，一方面又尽力去把持地方上的吏职，道理也在这里。
太原军民南下，除开原属河东路兵马都部署司及太原兵马都监司的两万兵马，将编入左右宣武军，为作卫戍襄阳的核心战力外，除开许蔚、钱择瑞等品秩的官员，还有一批原隶属于河东路监司及太原府精通文牍及诸项事务的文吏。
元帅府及新组建的朝堂中枢诸部司缺乏人手，理应将这批文吏用起来。
周鹤、高纯年等人却借口太原诸吏身体虚弱需要休养，将他们全部摒弃在外，而从京西南路监司及襄阳抽调人手，从襄阳士绅之中选拔人手，填补元帅府及中枢诸部司的吏缺，他们显然是非常清楚中枢权柄运作的窍门，有意将太原之吏排斥在朝堂之外，借口还那样的冠冕堂皇。
还有就是南阳府军的问题。
虽说此时将南阳府划入左骁胜军刘衍所部的驻区，但驻区与行营防区不是一个概念。
新设申州，并设立楚山行营，徐怀作为行营兵马都总管，就是最高军政主官，何况他还兼知申州、兼领州兵马都监司，可以说是申州地方及天雄军权柄集于一身。
而刘衍率部驻守南阳，却是无权干涉地方事务。
南阳府军作为隶属于南阳府兵马都监司的地方兵马，宁慈作为南阳知府又兼领兵马都监，才掌握南阳府军的指挥权。
而宁慈在南阳府军统兵将领的挑选上，非常注重甄别与楚山的牵扯、瓜葛。
“程伦英以兵曹参军事，具体负责南阳府军的军务，虽说他在举荐仲和等统兵将领，与宁慈等人保持一致，颇为小心翼翼，但原唐州厢军之中，有一些桐柏山出身的基层军吏，却又未刻意排斥。而这些宁慈可能不知情，程伦英却是应该知道详情的”郑屠说道。
景王南下襄阳，徐怀居功最著，周鹤、高纯年以及钱尚端、乔继恩等人看到徐怀都非常的客气，但骨子里却避免会与楚山发生牵扯。
铸锋堂在襄阳的铺院所事经营，以及郑屠代表楚山进入元帅府办事，都没有人会站出来妨碍，但无形的排斥与拒绝，却又无处不在。
却是晋龙泉到襄阳晋庄成身边任事这步棋用得极妙，要不然很难搞清楚潜藏在水面之下的种种微妙。
在郑屠看来，程伦英在有些事上的反应，还是值得他们去争取的。
徐怀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这事。也许亲历桐柏山匪乱，叫程伦英变得务实，但程伦英同样是首鼠两端的，作为士臣，他至少此时不会站在宁慈等人的对立面去，跟楚山走得太近。
徐怀也无意轻举妄动，还是叫郑屠耐着性子在襄阳尽可能多了解、多掌握这些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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