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临终托付给我的事，却苦了我。我查了上海戏剧史、文化史、经济史，甚至上网“Google”、“百度”一通，也找不到“筱月桂”这个名字。请教了一些老上海文化人，倒是听说过这名字，是个“坏女人”、“女流氓”、“白相人嫂嫂”，还有人称之为“黑社会淫妇”，而具体材料却无人提供。
所以，刘骥先生交代的这事，我觉得有点蹊跷，没有上心。直到我又一次陷入颓唐，成天提不起精神，上班混工资，写时髦男女如何消遣，下班后泡酒吧寻碟片上网，觉得天下万事，都能狂眼横扫，一痞了之。一直到前些日子，我为了不值得的小事与《新良友》主编大人吵了起来。他倒没有说解聘，但我觉得如此只求生存，太没有意思。
这时，我想起刘骥先生的嘱托。我干脆请了病假，放弃几天工资，坐到图书馆去仔细翻找民初旧报。一个女人社会名声能坏到如此地步，所作所为，必是当时社会不能容忍，今日也未必乐见。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天天钻纸片堆，弄得蓬头垢面，果然读到不少材料。她的事像磁铁，我一靠近这一大堆材料，就无法走开。
刘骥先生年轻时在爱情生活上弄出很多故事，在30年代文坛，几乎有登徒子之名，但始终是在新文艺界人物中周旋。
后来刘骥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名人，左翼戏剧的一面旗帜。他从未当高官，却比那些光会打棍子的人物聪明得多，善于保护自己，从未在政治运动中吃比别人多的苦。解放后他不再写任何作品，可哪个电影戏剧的委员会都少不了他，哪届政协都落不下他，不少人恭称他为“中国现代戏剧之父”。
名声显赫、德高望重之后，他早期与如意班合作，没有人提起，他自己也语焉不详。
刘骥这个人，不方便提的，他就不提；而绝口不提的，自然有绝不方便之处。
我敢肯定，刘骥在心底里，是暗恋过筱月桂的，只不过没有表白的胆量。证据就是，他在医院里嘱托我写筱月桂时，除了说“这是我遇见过的最能干的女人”，还添了一句“这是我遇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虽然声音轻了下去，好像是怕得罪什么人似的。
或许他认为这话不应当让妻子丹仪听到，其实她那时不在病房里。
最让我对筱月桂这个故事动心的，就是他这句半吞半吐的话。也许，是我心里一点暗暗的嫉妒吧。刘骥一生和多少女明星有过交往，筱月桂的确漂亮，或许比她们都漂亮，但毕竟还没有被公众评为20世纪上海第一美人。刘骥这句赞美，明显带着个人感情。
我们相处一年多，直到他仙逝而去。一年中，唯一他谈到学问，就是吹嘘他如何巧译Modern一词。当时什么概念都得自找翻译。他译成“摩登”，顿时风行。其实他当时想到的是《楞严经》中那个淫荡女摩登伽，把佛弟子阿难拖上床，几乎坏了他的德行。
现代，就是坏人德行的尤物，像当时某些时髦女子。他说当时灵机一动，妙手偶得，现在看，还真有大学问可做。
言毕他哈哈大笑。我当时真怕他笑得背不过气来。
我现在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想到的摩登伽女就是筱月桂。
我假期结束上班的第一天，就把筱月桂的故事送到主编那儿。我们的杂志的风格是白领小资，有人物栏目，介绍昔日明星名媛的传奇色彩故事。我认为我写的传记，文字功夫不说，传主人物绝对有意思。
从办公室出来，我有意顺着刘骥先生住的方向走回住处，心里十分怅然，感觉他依然活着，他只不过是在等着我写筱月桂，只不过是让我单独去认识一个人而已。他的那间书房对着外花园。看着那窗纱在风中拂动，我想告诉他，经过千辛万苦的周折，我终于找到筱月桂，也是我运气好，是她亲自接的电话，似乎心情不错。于是我在电话里与她聊起来。
刘骥先生的魂魄知道了，一定会高兴。但是我也知道，如今是丹仪一人住在这儿，我没必要去打扰她，便从门口走了过去。
主编板着脸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待我走到过道上，编辑部其他同事就幸灾乐祸地低语开了。
为写昔日上海申曲星后筱月桂的传记，我整日神魂不安，但翻资料那副狠劲儿，不好好梳妆打扮，来去匆忙的样子，不可能全瞒着这些隐私虫。当我交上稿，希望刊物连载，恐怕都传遍了。
主编关上门，一点不绕弯子地说：“写得不错，但《新良友》不能刊登。妓女、黑社会、暗杀，这些忌讳摆到一起了。这个筱月桂很难做人生楷模。”
我的天，我倒抽一口凉气，不知该如何反驳，我问：“上海昔日明星，不是每个人都是一部接一部传记？阮玲玉已经有多少部传记，还有电影！”
主编想缓和气氛，给我倒了一杯茶。他说，《新良友》的定位是小资时髦，读者是城市白领银领女性。筱月桂会吓到她们，况且，如果女人都像此人，不就翻了天？还是安定重要。
“你是说，吓坏白领，就会影响安定？”
主编一笑，“你这话不中听，倒是点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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