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你得做最后请示，最晚三天就回来。渡船的哨子响了第二遍。你上了轮渡船。你回到北岸，你将从那儿出发。
江边上拥挤不堪，过江的人提着大包小包，拖儿带女的母亲，一担两绳找活干的脚夫，脸上仿佛都流露出惊慌。伤兵血污的担架乱七八糟摆满了河滩。茶馆码头都流传着共军过了东江，已经逼近这座城市的消息，广播里却是种种平抚人心的来自政府的辟谣报道。我走在这些人之中，河沙正在渗入我的布鞋里，我抬头再次遥望山上那个浅红色的亭子，加快了步伐。
倦意凶猛地袭来，她连连打了三个哈欠，眼皮像被一根线缝住，没法撑开。
她听见长椅上的人在说她违约，她想开口解释，但她说不出话。昨夜？不，前夜，自己去看了一下大桥，然后躺在家里两天两夜，老母亲后来说她高烧，发了两天。她的母亲实际是她的养母，两人之间只存在还债和收债的关系，她必须还清收留她这个孤儿的全部代价，她必须养她，即使她是多么厌恶这个同样厌恶她的老女人。
她动了一下身体，说实话她不太相信自己真的大病了一场，如这样，她还怎么做生意养这个“家”？麻烦出在哪儿？她一根一根手指地扳动指关节，每次发出一个清脆的响声，她的思索便往前进一步，她记起自己向一个陌生男人问时间，自己想睡觉，想抱着一个男人，像躺在那个想念已久的人的怀里。直到此刻，她仍昏沉沉的，想有一张床，舒服地躺下，去抓住那渐渐消退掉的快乐。
那个人从椅上站了起来，来来回回走动，从各个角度打量她。而她屏住气息，交叉双手，眼睛一动不动，脸上渐渐露出一个习惯的媚笑。
我决定在临江的“小过年”馆子，吃碗担担面，暖和暖和身子。然后再去听一段评书。当我吃完面，路过讲评书的茶馆时，面对里面的老头、小孩苍白麻木的脸和一派嘈杂声，我改变了主意。
滑竿把我搁在临时租来的小楼前。临近傍晚，太阳正在徐徐下落，淡淡的红光，笼罩着山上山下。我付了抬夫辛苦费，走上楼梯，门口放着一口箱子。我以为你临时改变主意，舍不得离开我又返了回来。我高兴地叫你的名字。楼上楼下厨房和堆放杂物的小间，都找遍了，连个影子也没有。看着箱子，我不知拿它如何处理，放在门口，万一被人提走，怎么向你交代？若是提进家，我又不知箱子里装了什么，不敢贸然行动。我想摸它一下，但却本能地缩回了手。
我忧心忡忡了一晚，直到夜深人静时，才鼓起勇气拉开房门，走到走廊上。
她被平放在长椅上，胸部一起一伏，每次都在等待的时刻来到了。可是，她的身体仍孤独地躺在那儿，孤独比那渴望更痛苦地刺入她的内心。她睁开眼睛，瞧见阴黑而高远的夜空似乎有星星重叠在一起，她从椅子上坐起，朝那男人露出洁白牙齿笑了笑，就去解自己旗袍左边的布扣，最后一颗纽扣还未退完，她的两个乳房便晃荡在漆黑的夜里。她感到男人的头摇动了一下，男人第一次见到她的胴体，都这样颤抖。她站了起来，身体微微向后仰。
汽笛声从远远的山下传来，船在慢慢移开码头，那挥动的手，垂下的头，蹒跚不已的步子宣示一种说不出道不尽的悲怆情绪。江上的汽笛在这个时候长鸣，很准确而及时，这正是应该有的伴奏曲，每次必不可少的音乐。她微微扬起沉醉的脸，那双天真无邪，但又被欲望点燃的眼睛眨了眨，她伸开胳膊，这姿态比任何一种语言都强大，具有不可逆转的征服力。她要拥抱。
而在拥抱中，她盼望听到汽笛持久地呜咽下去。
我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瞅着这口帆布箱子。走廊上亮着微弱的白炽灯。好奇心和恐惧在我的脑子里打架，我不是干特工的料，起码不是一个有经验的特工。我的逻辑能力被这口箱子的出现打乱了，我只配当一个工具，一个最糟的工具，我不会喝彩，不会呐喊，不会叹息，只剩下对未知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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