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爸妈带着夏天回法国，上飞机前，叮嘱不下一千遍让老姨和冉静给我物色个女友，而且一定要聪明漂亮的，说对下代基因好。
冉静说：“二老放心，我一定给夏雨找个明星老婆，美得家里都不用养花，天天看老婆就行了。”
老妈很单纯，听完认真地说：“找明星可不行，现在明星都整容，万一生个孩子丑得连爹妈都无法辨认就麻烦了。再说，明星哪靠得住，圈子里那么乱，得了病恐怕自己都不知道。夏雨，你不是做过狗仔队吗，娱乐圈女人，不能找。不过，这个圈子里的空姐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我不满地说：“妈，那叫娱乐记者，简称娱记，狗仔队多难听啊。还有，别什么事都往娱乐圈划拉，空姐什么时候加入娱乐圈了？”
“反正你不能找跳舞的，演戏的，还有那什么人体艺术，性感车模之类的。”
冉静说：“放心，你儿子就是想找个明星当老婆，也没那命，明星都要嫁入豪门分财产的，夏雨只能找个良家妇女过日子。还有，为什么空姐例外啊？”
“找个空姐当老婆，我们就算是航空公司的家属了，以后往返中法的机票不就能打折优惠了吗。”老妈兴奋地说。
老姨和陈晓在旁边听了都忍不住笑了。
爸妈带着夏天回法国后，冉静催促几次让我搬回去住，我说最近有朋友来鹿城住家里，朋友走了再搬。
独居，有时半夜醒来，墙壁上挂着寒气，隔壁隐约传来搓麻将的声音，打火机清脆的响声，还有女人被烟呛后剧烈的咳嗽，窗玻璃上白花花的雾气笼罩着一个陌生而清冽的夜晚。我听见远处的滨河水轻轻流过水草，一只狗在滩边来回奔跑，绝望地叹气和嚎叫，也许这是它最后一次哀嚎，在这冰冷刺骨的夜里，主人早已不知所终，因为年老，它失去了方向和勇气，渐渐迷失在冰冷的河边。
楼下收音机播放着一首邓丽君的老歌，值班员昏沉地睡倒在沙发上，歌还在小声唱着，唱歌的人却早已不在，多年。
老田来过两次电话要还钱，我再三推让，说不着急，他坚持让我去报社拿，说已准备好了。
“到王局那儿找过你，听说你搬回家住了。春节怕你用钱，打你电话也不接。”老田在电话里说。
老田嘴上说要还钱，其实是强撑着，他那段时间过得很不好。节前，报社就传出老田送礼的“故事”，代替了荤段子，成为新闻圈饭桌上的经典聊资，每次听别人讲起，一桌人肆无忌惮地爆笑时，我都替老田难过。
老田虽然是高学历，却是个头脑呆板的人。
年前，他听说市纪委招宣传专员，副科级待遇，媒体人才优先调动。老田大学师哥在市委组织部做副部长，老田就想活动一下，换到政府部门工作。
虽然是师哥，在大学时经常一起切磋足球和泡妞技艺，但人家现在是领导了。朱元璋不认兄弟这种心理老田很理解，毕竟他对历史深有研究。
有奶就是娘，老田决定动用金钱去腐蚀，他备了两万，但同时又持怀疑态度，怕领导腹黑——收钱不办事，这是新闻人特有的职业警惕性。
老田想出个办法，准备用录音笔把和师哥的交易对话全部录下来，以备退路。胸有成竹的老田带着两万块钱和一支录音笔到了师哥家里。
两人共同回忆完大学时代峥嵘岁月和当年美女们如今去向后，老田掏出包裹放桌上，直奔主题说：“部长，我第一次来家里拜访您，也没什么好带的，给您拿了两万块，春节快到了，贴补家用吧。”
“干什么这是？！”师哥站起来，勃然大怒，厉声训斥老田，“你这是犯罪！无组织无纪律！政治幼稚！”
师哥嘴上喊着，腾地站起：“我不接受你这一套！”然后用力把老田推出门外，安慰着说，“努力工作，只要是人才，组织都会重用的。”
“砰”一声，老田被隔在门外，钱却留下了，老田怏怏回到家，生了病。
老田没有如愿，纪委聘用的人员名单里没有他。
他为此找过师哥，在副部长办公室里，师哥热情地让他赏花，说是正宗温室兰花，高雅华贵，像大学时班花的脸，对老田调动工作的事只字未提。
当然，师哥也会礼尚往来，多次邀请老田去家里吃便餐、啃鸡爪，老田啃一次鸡爪心便烦一次，师哥不办事，还装“平易近人”，最要命的是老田每次受邀去师哥家啃鸡爪，都得变着花样买礼品，空手去不合适，随便带东西又怕师哥不高兴，师哥不高兴前面送的礼就白费了。
虽然师哥每次都说：“老田，到我这儿别客气，下次带嘴来就行了。”可老田觉得自己不能犯政治幼稚的错误，领导说什么，坚决不能轻信。
吃一次鸡爪师哥家才花费十几块，老田就得破费几百块。于是受邀吃饭这件事成了老田心病，他没想到花钱给自己买了个鸡肋。看着师哥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老田利用史学知识，暗自问候了他祖宗几十代。
老田心一烦，就把这些事告诉了媳妇，媳妇又告诉了其他记者家属，于是“老田送礼”的故事便开始在圈内流传。
可老田的不幸远远不止这些。
我应邀去报社取钱那天，报社大门被群众包围了两天，这都是因为老田。
我把车停到报社对面路边等老田，老田没来，让宁蒙送来两万块钱，说余下一万以后再给。看到这两万块，就想起老田送礼的事，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宁蒙悄悄对我说了老田更不幸的事。
记者就是这点好，听说了什么或者想说什么，从不掩饰，有时，比广场大妈还憋不住。
去年夏天，老田接到市民反映鹿城西郊有个破涵洞，平时住着捡垃圾的乞丐，臭气熏天，雨天积水成河，涵洞又是当地人必经之路，淹死过几个孩子，大家要求整修的呼声很大。
老田和两个同行前去采访，但稿子写完就被编审“枪毙”了，原因是西郊马上要搞开发，新闻发出来影响不好，老田据理力争，说有好环境才能搞好经济，坚持发稿。
领导大怒，说先发展经济再搞环境，没钱拿什么搞环境，两个人因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争执半天，稿子还是被压下。
问题是和老田同去采访的两个记者，都收了市民红包，老田没收。
采访时，只有老田报了身份，其他两个记者都没说是哪家媒体的。所以，都认为老田是领头记者，老田没能力发稿。一群市民聚集到报社，要求惩处老田这个腐败记者。
“老田这会儿正写检查呢，听说他准备写几万字，刚写了个导语。”宁蒙临走时说。
回去的路上，经过银行，准备存钱。
如果我当时在车上数数钱，晚进银行五分钟，或者尿急先上个厕所，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和我无关，可命运是没有人能预料的。
这是个晴朗而平静的午后，银行里人不多，阳光透过落地玻璃洒落到大厅里，等候区的几个客人歪着脑袋，昏昏欲睡。
银行保安靠在取号机旁低头抠着指甲，不时发出清脆而细微的“啪啪”声。
胸前挂着“实习”字样的女值班经理拖着硕大的屁股很不情愿地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她走进阳光充足的区域时就会停下来对着光线翻看手指，隐现出几个肉窝的手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仿佛有脂肪在不断渗透出来，她满意地笑了。
取完号，坐到等候区，身边有两个戴棒球帽的男人把头深深地埋进立领衣服里，像冬眠中的乌龟静止不动。
我坐下后，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拿着账本去开工作区的防盗门，后来得知他是行长。
行长刚掏出钥匙要开锁，从银行外快步走进来一高一低两个男人，都戴棒球帽，穿立领衣服，还戴着口罩。我正在猜测两个戴口罩的男人进银行做什么，头上就挨了重重一拳，晕眩中看见旁边那两个棒球帽男站起来高喊一声“都趴下，抢劫，谁敢动就打死谁！”
我和其他人下意识趴到地上，后进来的矮个子棒球帽直奔保安，一拳两脚就把保安打倒在地，保安躺在地上，面部朝下，一动不动。
高个子窜到行长身边，从怀里掏出手枪，指着行长的头让他开门，行长手抖得厉害，钥匙老对不准锁眼，他回头看趴在地上的我们。高个子用枪柄猛击了一下他脑门，血顺着他的侧脸流下来。
“让你开门，你看他们有屁用！”高个子压低嗓音附在经理耳边，“给你五秒，门开不了，直接送你归天。”
这时，矮个子找到了卷帘门开关，他边关门边用力踹保安的头：“去开灯，少他妈的装死，再装一枪打死你。”声音有点像得了重感冒，鼻音很重。他说话时，大家悄悄扭头看，才发现他和另外两人手里都有手枪。
保安闻声趔趄着爬起来去开灯，开完灯就地卧倒，双手抱头。矮个子对他的表现很满意，不再踹他，而是径直走到行长背后，从怀里拎出把匕首，一刀扎到行长屁股上。行长蹦起来，嘴里不停喊：“好汉！兄弟！”
矮个子又嘿嘿地笑：“已经五秒了！”
行长脸煞白，毫无血色，发疯似的抖着钥匙开门，门开了，但里面还有一道门，带有密码锁。行长一手捂着屁股，一手输密码，密码输完了门没开，他哆嗦着扭头看高个子。
高个子疑惑地转向矮个子，矮个子靠过去又想捅刀子，行长吓得扑通给他跪下：“兄弟，兄弟，这道门，从里面才能打开。”
这天在工作区里有三女两男工作人员，在抢劫刚发生时，里面有人发出尖叫，随后安静下来，再无任何声响。
行长开门时，我趴在地上思想混乱，感觉像在做梦，不敢相信自己在亲身经历着银行劫案。最令我恐惧的是劫匪还带着枪，如果是持刀，我早爬起来跑了，说不定跑之前还能顺便给谁一脚。但枪不一样，往往和死亡、血腥直接联系在一起。
隔着柜台，看不见工作区里的情形，但里面安静得让人以为工作人员都逃之夭夭了。当时我想，按照电影里的情节，工作区某个桌子下会有个报警器，只要里面的人没被劫匪控制，报警器就会被按响。
“让里面的人开门！”高个子继续压着嗓子说。
行长站起来，挪动到密码门前，嚅动着嘴唇，显得很为难。矮个子对着他屁股上的伤口踹了一脚，然后“啪啪”对着门打了两枪，其中一颗子弹擦着行长的身子飞过去，行长扑到门上，号哭着央求里面：“开门，求你们了，我会死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耳听闻枪响，子弹呼啸的声音并没有影视剧中的潇洒和清脆，虽然不是震耳欲聋，但那种沉闷击打的响声带来的震撼，让耳边持续萦绕着支离破碎的余音，直到把人吓得魂飞魄散。
矮个子开枪时，工作区里传出几声男女混合尖叫，证实了里面没人逃跑。
行长变了声的哭腔震颤着每个人，肥胖的女值班经理就趴在我旁边，也跟着小声哭起来，但她随即就被提起来挨了几巴掌，打完耳光后又被扔到地上，两眼木讷地望着我，身上剧烈颤抖，像被扔到地上垂死挣扎的鱼，她嘴巴里慢慢渗出血来，我以为她要死了，巨大的恐惧也感染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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