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芳华时代()”
有宋一代，文学之胜是宋词。
在词史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
比之诗，词在宋代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词从晚唐五代以来，已经形成了绮，靡，婉约的作风，人们习惯于用它来写滟晴，它从民间到文人手里也还不算太久，没有像诗那样得到他们的重视。在诗里，他们好像总要显得正经一点才像样，而在词里，却总是想放肆一点，随便一点。这样，他们在词里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有时却显得坦率一点，也真挚一点。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晚唐五代词人写来写去，无论是题材，还是内容，皆跳脱不出男女的离情别绪，这正好为宋人留下更加宽广的余地来驰骋他们的才情和笔力，不比古、近体诗，在唐人已经占领了各方面的主要阵地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之后，宋人很难同他们争雄竞胜。因此，宋词作家的数量虽不能同诗家相比，作品的内容也不见得比宋诗更丰富，艺术上却表现了更多的特色和独创性。所以前人以词为宋代的代表文学，从一代文艺作品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看，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如宋诗直到欧阳修等人登上诗坛才显示出独特的面目一样，宋词直到柳永手中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与柳永同时代的著名词人还有范仲淹、张先、晏殊和欧阳修等人，他们的词作，代表着11世纪上半叶（注：主要是宋真宗、仁宗两朝）词坛的最高成就和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词坛的发展趋势是，既有因袭承继晚唐五代词风的一面，也有开拓革新的一面。
这期间，词作最富有开创性的，是柳永。
从源头上看，词体进入晚唐五代以后，经文士的改，造与加工而渐趋成熟，又经“花间鼻祖”温庭筠的创造和南唐词人封延巳、李煜的强化，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和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
晏殊、欧阳修的词作，主要继承的就是五代的这种词风，但是，他们在继承中又有革新求变的一面。
晏殊、欧阳修对五代词风的因革，是有深层原因的。
北宋前期，将近百年的承平，适应了当时桶至节级娱宾遣兴、歌舞升平的需要，由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婉丽词风是更弥漫一时，然而在此之前，南唐词人已初步摆脱了花间词人的影响，新的时代契机也在缓慢地推动词风的转变。这一方面是在全果桶一局面之下，部分怀有正至抱负的文人不愿意沿着西蜀、南唐那些王国士大夫的道路前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都市经济的繁荣，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
晏殊是北宋前期较早的词家，在当时的影响也较大。他的《珠玉词》中，绝大部分词作的内容是抒写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恋与离愁别恨。如“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踏莎行》）“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玉楼春》）
然而，晏殊词写男女恋情，已过滤了五代花间词所包含的轻，挑，滟，冶的杂质，而显得纯净雅致。他往往略去对女性容貌铯相的描写，而着重表现抒情主人公的恋情。其词的情感基调是雍容和缓，淡淡的忧愁中时而透露自我解脱的气度，语言也一洗五代花间词的脂粉气和浓滟色彩，而变得清丽淡雅，温润秀洁。
北宋刘攽（bn，第一声）《钟山诗话》说：“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
冯延巳词在表现“滟情”和“闲情”的同时，偶尔流露过人生得几何这种生命有限的意识，晏殊则经常表现对生命的忧思。
晏殊少年时以神童被荐入朝，后屡历显要，官至仁宗朝宰相，生平爱好文学，又喜荐拔人才。叶梦得《避暑录话》说他爱好宾客，“每有佳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他的《珠玉词》大部分是在这种富贵优游的生活中产生的，因此流连诗酒、歌舞升平就成了这些词的共同内容。只是，作为太评时期的宰相，晏殊虽然少年得志，一生士涂顺利，享尽富贵，但优裕闲适的生活和多愁善感的个性，使他常常反思和体悟人生。他从圆满的生活中体悟到一种不圆满，即想延长这圆满的人生而苦于人生的短暂，因而他在词中反复抒发“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于春梦几多时”（《木兰花》）、“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破阵子》）这类忧思。而这人生有限的忧思又常与情爱的缺失交融在一起，两种苦闷相互发生映射，加深了词中情感的深度，而这又构成了晏殊词“情中有思”，即浓情中渗透着理性沉思的性质。
名作《浣溪沙》最能代表这种特色：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在伤春怀人的表层意象中，蕴涵着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夕阳”、“落花”两种流逝难返的意象，象征着年华的流逝和情爱的失落，体现出晏殊对时光迫促、生命有限的沉思和体悟。
晏殊的年辈较高，正至地位又显赫，欧阳修等著名词人或出其门下，或为其幕僚，因此，他被后人推为“北宋倚声家初祖”。
晏殊的幼子（第八子）晏几道按照其父所承传的花间传统，固守着小令的阵地，他的《小山词》，写那些令人荡气回肠的男女悲欢离合之情，并没有超越前人的题材范围，然而他的词，并非重复花间的境界，而是创造了新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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