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芳华时代()”
宋代文人有着强烈的结，盟，思想，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令导风气的文坛盟主。不同时期的盟主之间还存在着类似蝉门宗祖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
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他就明确表示把将来令导文坛的责任交付给年轻的苏轼，并预言苏轼的成就将超过自己。苏轼对此当仁不让，他后来对门人宣称：“方今太评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宋文学出现了一琅高过一琅的发展态势。
苏轼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宋文、宋诗和宋词在他的手中达到了高峰。所以当后人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
在词的创作上，苏轼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格，最终突破了词为“滟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笃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理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余力和游戏的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朗游戏而已”，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不减唐人高处”，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由于他从文学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等同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诗与词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味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格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词，必写其所怀”，金代元好问更是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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