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丽丽天资聪慧，对公司管理有着超乎常人的领悟能力，却并不代表她对这个社会的复杂程度，有多么高深的体会。
这也不怪她。平时工作中，高崎把关于社会的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统统包揽了，为她营造了一个相对脱离社会复杂性的，单纯管理空间。她在这方面，就与常人无疑了。
她弄不明白，既然有人要害高崎，高崎却不选择报警，反而要通过私人关系来调查。那起车祸，交警部门明明有误判，他也不去通知交警部门，这又是为什么呢？
还是胡波给了她一个能让她明白的解释。
“我一个人展开调查的条件，和交警部门的专案小组，有法相比吗？”胡波就反问她说，“我一个人独立调查，都能发现问题。那么，交警部门为什么就没有发现问题呢？是我特别聪明，水平特高吗？显然不是吧？”
胡丽丽不笨。胡波这么说，她就明白了。
显然，交警部门没有发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故意不去发现问题，倒是极有可能了。
想到这里，她就又去看高崎，眼睛里含着惊恐。
“你看看，”高崎就埋怨她说，“不告诉你吧，你一天到晚不安分，变着法地折腾我。这告诉你了吧，你又害怕。记住，你后我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都是为了你好，别再控制不住好奇心，跑来折腾我。”
“偏要折腾你！”胡丽丽从来就不服输，瞪起眼来说，“你都不怕，我为什么要害怕？相反的，我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才更害怕！”
胡波看看他俩，就顺着胡丽丽的话说：“胡总说的对。从心理学上来讲，这人的恐惧啊，往往是产生于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的迷惑，和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人为什么怕鬼呀？因为谁也没见过鬼，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才会产生恐惧心理。”
高崎就不耐烦说：“去去去，你什么时候学过心理学呀？”
胡波不服说：“我怎么就没学过啊？上警校的时候，普通心理学，犯罪心理学，这些都是主课。”
“吹吧，吹吧。”高崎不屑一顾，“不就上了个大专吗，还是侥幸考上的，有什么了不起。”
胡波就着急说：“我还函授了大学本科呢，要不怎么能当中队长啊？我侥幸考上的，你怎么不侥幸一下试试？我记得你老人家高中最后一年，就没怎么来上学吧？你怎么知道我是侥幸考上的，你知道那时候考大学多么难吗，你当跟现在一样？”
“哎呀，你们两个凑一块儿就斗嘴，还有完没完？”胡丽丽就不高兴了说，“正事儿还没说完呢，就又要打嘴仗！”
两个人这才闭嘴。
“你说说你们，这是多么大的事啊，人家都在要你的命了，你还有心思斗嘴玩？”
胡丽丽都不知道说谁好了。
胡波也觉得，这时候和高崎吵架不对。毕竟，人家这是人命关天啊，他还在这里不在乎，万一高崎因为这个，对他有了成见就不好了。
倒不是他不在乎高崎的性命，他只是对这种事情职业化了，就跟医生看惯了病人一样。刑警二队又是重案中队，重案、大案，他见的有些过于多了，麻木了。
想到高崎的反应，他就立刻严肃了态度说：“说正事。”接着就说，“现在，咱们可以基本弄明白两件事情了。第一，这起事故，百分之百是个阴谋！第二，交警部门里，有犯罪嫌疑人，咱们先不要把这个嫌疑人固定死就是司志国，这样不容易代入个人主观偏见。”
try{d1(''gd2'');h(ex){}说到这里，他就又慎重重复一遍说：“交警部门里，有犯罪嫌疑人买通的内线，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
所以，咱们一开始采取慎重的策略，尽可能不引起别人注意，认为咱们对这个案子有异议，是对的。”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高崎是不是还有危险啊？”胡丽丽立刻就问。
她是真的担心高崎。
胡波就摇摇头说：“根据我的经验，犯罪嫌疑人实施一次犯罪之后，没有达到目的，在排除他实施犯罪的目的，不是要搞鱼死网破，两败俱伤之后，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因为实施这次犯罪之后，暴露自己。因此，他现在迫切和应该做的，是消弭第一次犯罪的痕迹，不会实施第二次犯罪。”
胡丽丽听了个稀里糊涂，迷茫地看着胡波。
高崎就给她解释说：“胡大才子的意思，是司老大怕我追查到他，不敢再搞第二次了。”
胡波就不满高崎说：“你看看，你又主动去定义犯罪嫌疑人，这样会把个人主观意见添加进去，不利于破案。”
“你拉倒吧。”高崎不买账说，“你如果不在心里把主谋当成司老大，你怎么会得出对方不敢搞第二次的推断的？少在这儿糊弄我。”
胡波想想，没准儿还真是这样。他心里的确已经为犯罪嫌疑人画了像。
首先，这人搞这次车祸，绝对不是因为和高崎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是为了封口，不让高崎有机会扳倒他。那么，除了司老大，还有谁会有这种需要呢？没有第二个人符合这个条件。
他在心里认可了高崎的推断，干脆闭嘴不言语了。
胡丽丽虽然仍旧有些稀里糊涂，可是听胡波如此肯定地说高崎不会有危险了，她也就稍稍安心了。
然后，她就发挥了比这俩人更擅长的，管控问题的能力。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