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终于将这个腐朽病入膏肓的王朝打醒，统治者开始寻找自救方案。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主要宗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在中央以恭亲王奕訢、瓜尔佳·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宗亲贵族官员为代表，在地方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他们属于洋务派。
他们以“自强”为旗号，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军和陆军，建成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其中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出现了。
他们以“求富”为旗号，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在上海创办的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同时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他们创办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1862年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
洋务运动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中体西用”，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
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 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以“本”“辅”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从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是《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1896年四月，他在《匡时策》一文中说到：“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西学”，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中西学问”对于社会，对于一个政权，对于统治者来说，本来都是“用”，沈寿康在此以“体”“用”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这种主次之分，是“为华人计”。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因此，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因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风行数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务派思想家，不断热举起这面旗帜，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
19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便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当时中国正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大起义冲击着满清王朝的颓垣残壁。可以说“内忧外患”一同并至，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铁甲舰等新式武器，装备了一些军队他们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为国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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