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袁家小院，走到不远处的河岸边，我们看见案发地点已经拉起警戒线，我和田宇看见两名穿着水衣的警员正将一个大麻袋从河中间往岸上拖。岸边的一众警员立即迎上去接过麻袋，然后把麻袋放到地上，一个中年模样的警察，看警衔估摸着应该是当地的派出所所长，他将系在袋口的绳索打开，扒开一条缝。两个领导模样的人上前瞅了瞅，相互点点头，冲所长示意之后，所长然后让人将麻袋口重新系好，搬到警车上去。
而后的一部分警员留下保护现场等待技术勘查，其余的警员则搬着麻袋撤离，围观的群众指指点点发出一阵嘈杂。突然，人群中一看似已近花甲之年的老大娘，发出“嗷”的一声惨叫，昏倒在地。身边体格粗壮的年轻人，赶紧低下身子将老大娘搀起，他嘴里哽咽地喊着妈妈，眼睛彷徨地盯着警员手中的麻袋，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派出所所长于心不忍，冲娘俩儿走过去，劝慰道：“胥光，先把你妈带回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姐姐，等技术部验证出身份了，有消息了我再通知你们。”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啊！”大娘缓过气，抽泣着说。
派出所所长一脸心疼地拍拍大娘手臂：“放心吧赵老师，我心里有数。”
派出所所长将赵老师娘俩儿劝走，转身的时候被我和田宇截住。他听闻我两是来自首都市市公安局的，所长特别高兴，说正好他们这边想派人去上边交流案子呢！
所长自我介绍姓陈，又拉着我和田宇赶上前面的人，将我和田宇介绍给刚刚那两位领导模样的人。他们一个是金市公安局副局长余水年，一个是市刑警队队长董大伟，是本次“太平村系列杀人案专案组”的正副组长。
然后听陈所长说起案子的情况，第一起案子的被害人叫王纯，在镇政府工商局局工作，第二个被害人叫张丹，在镇供电局工作，二人都与本村青年结婚，与公婆一起同住。另外，失踪的赵老师的女儿，在镇幼儿园当园长，与丈夫居住在镇中心。三人工作表现良好，未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近期也未与他人结过怨。了解了这三个人的情况，金市专案组发现她们与袁梦雨是同年生的人，而且是小学的同班同学，彼此关系也特别好，于是就联想到袁梦雨多年前也是惨遭碎尸，并且去年年末首都市方面疑似杀害袁梦雨的凶手又再度作案，所以这边专案组就考虑，彼此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这个情况也正是我此刻想搞清楚的。我立即打电话将情况反馈到周紫涵那儿，周紫涵请示了局里领导之后，立即表示同意我暂时留在太平村，如果确定两案有关联，首都市方面会立即增派人手与金市方面联合办案。周紫涵还说让我放心查，首都市这边会按照先前的部署进行排查，有消息了会第一时间和我交流。就这样，我便留在了太平村，而田宇则独自驾车返回，抓紧时间做DNA检测。
到了傍晚，太平村这边的验尸结果出来了，除DNA证据尚需时间外，其余证据都表明，从河中捞出的麻袋中的女尸，就是赵老师的女儿金慧，法医验证，从尸体脖颈扼痕与内脏损伤情况看，与前两起案件相同，她也是被扼死的。三名被害人的头颅都是由喉头上部被切掉，身子赤裸着拦腰分割成两半，有遭到过猛烈性侵犯迹象。综合**撕裂、出血情况，以及身体其余部位损伤情况判断，为死后奸尸。金慧的大腿部位皮肉有缺失，三人随身财物未被动过，头颅至今未找到。由于凶手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除了能确定分尸工具为一把大砍刀外，在死者身上未发现任何可以联系到凶手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凶手在三个死者胸部分别刻下了一个符号，符号很简单：王纯胸部刻的是一个横杠“—”，而张丹刻的是一个竖杠“|”，另外金慧则刻的也是个横杠“-”，但较之王纯的印记则要短一些，大概有一半的长度。
资料显示，太平村距离镇中心大概有两公里的距离，死者王纯和张丹平日都骑着电动车上下班，失踪当日，她们的车子不知道是何缘故都停放在单位停车场，而金慧家住在镇上，步行五六分钟便可以到达单位。三人于工作日下班之后分别失踪，那时大街上正是人流和车流密集之时，没有人目击到强迫掳人事件，三人身上没有绳索捆绑迹象，也没有来自激烈反抗的划痕。综合这几个特征，我判断是应该是熟人作案。
凶手在镇上诱拐被害人，却于村内抛弃无头尸体，抛尸行为隐含着极强的泄愤情绪，尤其在第二个抛尸地点的选择上，这种情绪则更为明显。“村委会”是村子的权力象征，凶手把死者张丹的尸体抛到村委会门口，显然表达的是对整个村子的强烈不满。由此我推断，凶手应该是来自太平村或者曾经在该村居住过，他因为个人境况不佳，以至于迁怒死者甚至整个村子。在他的世界里，认为自己的坎坷遭遇是因为受到死者或者村子的不公对待，当然这也许并不是事实，只是他自认为的而已。
另外，奸尸行为很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而切下头颅是一种斩首动作，有审判的意味。结合奸尸行为与死者信息来看，审判并非针对死者道德上的缺憾，更多的是针对她们对待凶手的行为。同样，搜集头颅，也可能是一种占有的行为。这些都表明，凶手与死者在生活中肯定存在着某种交集。
凶手留在死者胸部的符号，可能是在传递某种信息，也许是他诉说的方式，体现了一种仪式化的标记行为，意味着凶手一定会继续作案。至于“1·18”碎尸案或者“12·23”碎尸案与这一系列乡村杀人案有无关联，根据眼下掌握的信息还无法判断。接下来要做的，是深入挖掘三个被害人与袁梦雨她们在生活中更多的交集之处，我相信必有一种交集会指引到凶手那里。
当晚，我留宿在镇里派出所警员宿舍中。次日早晨，与金市专案组开了个碰头会，散会后，我和陈所长便准备进村走访。但中间出了个小插曲，耽误了我们一些时间。
陈所长的车刚从派出所开出去不远，兜里的手机便响了。他接完电话后，着急忙慌地掉转车头，一阵疾驶，来到镇中心的一条商业街上。
在这条商业街的中段有一家婚纱影楼，与周围的店铺相比，属于规模比较大的。影楼临街的大落地玻璃窗中本来杵着两个塑胶模特儿，身上分别展示着新娘婚纱和新郎礼服。现在玻璃被砸碎了，只剩下“新郎”，而“新娘”的婚纱被剥落在地上，塑胶模特儿却被偷走了。
陈所长之所以亲自赶来处理这芝麻大点儿的案子，是因为影楼的老板是上头某个领导的小姨子。痞话说“小姨子是姐夫的半拉屁股”，话虽粗糙，但对姐夫和小姨子的亲近关系形容得极为贴切，陈所长可不敢怠慢。他装模作样地亲自做笔录，勘查现场，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抓紧时间破案。在他看来，这个案件可能就是哪个小痞子闲得无聊，搞搞恶作剧而已，等抽空找几个“所里的熟客”敲打敲打，差不多就能破案。
进村时已经快到中午了，我们二人直奔赵老师家。
赵老师家和袁梦雨家的格局一样，中间是厨房和饭厅，挑着东西两个厢房。此时赵老师红肿着眼睛，脸色苍白，虚弱地躺在东厢房的一张大床上。她眼球一动不动，呆呆地望向天棚，陈所长和我进屋之后，她也没有发出任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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