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些日子，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土地包到各户，牲口也分到各家。生产队集体劳动记工分的体制，已经成为历史。国家各方面的政策，也都有了新的改变。
有一天，娘说：“儿啊，已经有消息：你们正式分配工作了。”娘说着，眼睛一热，眼里的泪都流出来了。
“娘，谁说的？”
娘说：“你章嫂告诉我的。”
章嫂是刘洪奎的娘。刘洪奎就是前面说过领着我们游过冬泳的，他当过多少年的中学校长和公社校长了，而且是全县有名的模范校长。他的父亲叫刘宪章，是我尊敬的章哥。章哥的爷爷叫刘庆元，和我的爷爷刘殿元是亲兄弟。章哥比我爸爸还大两岁，当了多年的村干部，按辈份，他是我爸爸的侄，每年春节都要来给我爸爸、娘磕头。亲爱的章嫂是我们村有名的孝敬公婆的好媳妇。
章哥的爸爸不能动的时候，老人常尿到裤子里，拉到裤子里。章嫂就微笑着给公公扒下裤子，用那些孩子们上学废弃的作业本子给他擦屁股，然后，她把那些粘上臭屎的擦屁股纸，扔到地下，扫进簸箕里，端到外面，倒到堆满垃圾的街后，又把公公尿湿的和粘满屎的裤子，放进盆子，端到小河边，一遍遍地洗。
章嫂蹲在小河的边上，把脏裤子放进河水里，用力地抖着，涮着，再从水里提起来，在水面上拍拍地摔着，她快乐地看着那些鱼儿，再把涮过的裤子，放进盆子里，把洗衣粉撒进去，一遍遍细心地揉，用力地搓，手摁下，头低下，身子不停地上下起伏着。洗好的衣服，她拧干，放盆，再站起来，揉揉酸疼的腰，端着，小跑似的往家跑。
跑到家，她对公公说：“爸爸，您再到大门外坐一会吧。”
“好，好。”
她就把公公抱到炕边上，自己坐在炕沿上，把公公的双臂放到自己瘦小的肩上，让她的两手搂着自己的脖子。她的手，倒背过去，搂着公公的腰，挺身站起来，身子半弯着，一步步走向院子。她个子不高，背着公公在院子里走，公公的脚都能耷拉到地下。
她把公公放到门前的石墩上，拍拍公公的腿，握握公公的手，像哄小孩子一样，半蹲在老人的面前，甜蜜地笑着，还要说上几句贴心的话：
“爸爸，你在这儿坐着，晒晒太阳，透透气，看看街上的人，散散心。”
“好，好。”
“爸爸，有事就大声地喊我呀。”
“好，好。”
老人就坐在那个门蹲上，看着天上的鸟飞，看着满大街上欢蹦乱跳的孩子们打捻，踢毽子，跳绳，捉迷藏。章嫂的家就在村南靠近小河的街面上。老人看着这条小河，绿色的垂柳，清清的河水，游来游去的鱼儿，还有那毛茸茸的小鸭子，跟在妈妈的身旁嬉戏玩耍。那一群群白鹅也在水里畅游，在河边迈着它那轻盈的步伐。一群孩子叫着，跑到河边捉蝌蚪，捉小虾，捉小鱼。看着看着老人乐了，就高兴得唱上两句：
我家门前有小河，
后面有山坡，
山坡上边枫树多，
枫叶红似火。
小河里有白鵝，
鵝儿戏绿波，
戏水绿波，
鵝儿快活，
昂头唱轻歌。
过路的村民，看着这么高兴的老人，都和他打招呼：“大爷，您好有福啊。”
“有福。有福。”
“大爷，您好开心啊。”
“开心，开心。”
“大爷，您看您，面色红润，每天都活得这么快乐。保证能活到九十九。”
“九十九，九十九。”
“大爷，您有这么好的儿媳妇，上辈子从哪修来的福哇。”
“菩萨送的。”
章嫂也是有名的善心人。有一年，附近的村子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孩走失了，被她的女儿刘洪兰捡到。亲爱的章嫂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关爱照顾。问孩子：爸爸妈妈叫什么。孩子摇头。问孩子是哪村的。孩子还是摇头。再问，孩子就哭了。她把孩子抱在怀里，逗她乐，给她好吃的，哄她睡觉，又对洪奎说：你想法打听下这个孩子的大人。洪奎就写通知，发到学校的各个班，把孩子的特征写的一清二楚，又在公路的大树上贴了很多广告。几天后，孩子的爸爸娘终于找到自己的女儿，他们拉着孩子哭，然后让孩子和他们一起跪在地下给章嫂磕头。
我的大嫂就是章嫂的侄女，亲事也是章嫂介绍的。那年我大哥已经考上了大学，因为是章嫂介绍的，就一口答应下来。后来，大哥在大学里，有同学喜欢他，追他，因为亲爱的章嫂的关系，我的大嫂虽然是农民，大哥始终不离不弃。后来大哥把大嫂接到长春市落户，每年回家来，都去看章嫂。
这么亲近又热心的章嫂，知道我们毕业分配的消息，当然先来告诉我们的。这消息也是绝对的可靠的。感谢上帝让活菩萨一样心肠的章嫂，把这么美好的福音带给了我。
真是太好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这屇毕业生都没有分配。大概是因为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百业待兴，百废待举，要解决的问题太多吧。毕业后我们在家待了半年多，政府才给我们正式分配工作，学校才发给我们发毕业证书。
好了，我们终于接到毕业分配和领取毕业证书的通知了。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到衡水师范领取毕业证。
娘也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娘从那个洋灰柜里找出上高中时我用过的一个黄书包说：“你捎着点花生，给你的老师。儿啊，你过来，给娘掀着柜盖。”我帮娘打开石灰柜最东头的那道仓的盖。娘就趴到柜边上，头顶着柜的边沿，眼睛盯着仓底，双手伸进柜仓里，捧着仓角上的那点花生，抬起头，挺起身，一捧捧地往书包里装。娘瘦小的身子还不断地扎进柜里边，那花白的头发不停地在仓里面摆动着。我们家的花生，平时娘是不让吃的，只是留到春节吃。
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鞭炮在我们家的小院子响起来，我们这个村子上空也展放出无数的奇异色彩的灯花，大哥就回到家里了，我们一家坐在一起吃娘炒熟的花生。三十的下午，爸爸在灶前烧着火，左手握着风箱的把手，在他的怀前，呼啦啦地推进拉出，随着有节奏的响声，风吹进灶火里。然后，爸爸右手不停地往里填着柴火，一根棍子在柴下动着，火苗就呼呼地从灶口里冒出来。娘把沙土倒进烧热的锅里，铲子不停搅拌着沙土，沙土很快就沸腾起来了，在锅里翻起了大朵大朵的花。娘在这个时候，把提前准备好花生，放进锅里，再不停地搅拌着花生和沙土，浓浓的花生的香味很快就弥漫了整个的屋子。估计花生的火候到了，娘抓出两个花生，放在灶上，轻轻剥开，稍微凉一凉，手搌一搌，红的皮脱落下来了。“好了。”娘说。娘就把花生和沙土一起从锅里取出，倒在地下。沙土变凉了，娘就拿个筛子把沙土筛出去，把干干净净，香喷喷的花生，放进柜里。我们在旁边馋得直流口水，大眼瞪小眼的围着娘。
娘说：“现在不能吃，等到晚饭后再吃。”
我们就盼着那美好的时光的到来。晚饭后，一家人吃了饺子，再把第二天早晨的饺子包好，街上院子里的鞭炮声响起来，大哥就坐在柜旁的小方凳上，我和二哥坐在大哥的旁边，坐在这个柜子上，爸爸、娘、妹妹、两个嫂子都坐在炕上，哥哥嫂嫂的儿女们扑到他们爷爷奶奶的怀里撒娇。一家人说笑着，其乐融融地吃着香喷喷的花生。
后来大哥带回一个小巧玲珑的收音机，比砖块还要小，大哥打开收音机的开关，美妙的乐声，甜美的歌声，从那个奇特的小盒里飞出来。我们第一次听收音机，孩子们在满屋子乱蹦，大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院子的鸡都跟着高兴，扑拉着翅膀在地下打滚。那只大公鸡，挺起长长的脖子跟着收音机的歌声唱起来。我们听着收音机吃花生，全家人的耳朵都竖起来，享受着这天籁般的美声，全家人的嘴都动起来，一起嚼着又香又脆的花生，享受着这人生最香甜的美味。
再后来大哥带回一个黑白的电视。电视打开，是一片哗哗啦啦的雪花。
娘说：“电视里下雪了。”
大哥说：“不是下雪，这是雪花。”然后大哥说：“你们先别动电视。”就走出屋子，在西棚子里找到几根长棍子，又找到铁丝，找到钳子，把几根棍子接在一起。在一头又绑上天线。长长的杆子带着天线，在窗前那棵大枣树边，高高地竖起来。
“看到图像了，看到图像了！”我们在屋里叫。
大哥问：“真不真？”
“不真。”
大哥转了转天线，问：“可以了吗？”
“还是不行，比刚才好多了。”
大哥再转天线。
屋里就大声喊起来：“好了，好了。”
大哥就把天线固定在那棵大枣树上。
娘说：“哎呀，这么真，一个个的人脸都这么大。这人是怎么出来的？”
大哥说：“娘，这是通过无线电波传的。”
娘问：“什么是电波呀？”
我说：“娘，你就别问了，给你说不明白的。”
娘就不再问了。瞪着大眼看电视。
这年，我们是第一次看着电视吃花生。看着那么感人的电视剧和春节联欢晚会，真是个爽啊。
现在，本来不多的花生，这一装，就剩不下多少了。
我说：“娘，别装那么多了。”
娘说：“装满了吧，这是咱对老师的一点心意。”
娘给我装了一书包花生。已经装得很满了，娘又摁了摁，摁得实实的，又捧上两捧。娘说：“别让老师笑话咱，别叫老师说咱不实在。”
花生装好了，娘把这个装花生的包挎到我的肩上。
我背着这包花生去了衡水，最先做的事就是见我们的班主任杨景文老师。杨老师家住报社家属院，走进那个狭窄的两间房的小院，隔着窗子的玻璃，就看到了杨老师坐在桌旁。
杨老师，矮个子，瘦瘦的小脸，还是和原来一样带着近视镜，眼里透着机敏而亲切的光。他说过：“我一生最难忘的就是那年的高考了，到现在都记得高考的作文题，记得一共考了多少分。”说这话时，杨老师声音很高，显得有些激动。
那年我们将近毕业下乡实习前，我在师范的大教室里，试讲过一节政治课，就是杨老师安排的。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讲课。那时，我留着短短的寸头，穿着那件挂破了一个洞，自己又用线缝上的裤子，穿着那件发黄的白背心，一只手握着拳头，一只手拿着一根白粉笔，有些腼腆地站在那个讲台上，没有带书，也没有带教案。讲起课来，竟然神采飞扬，双手挥舞，眼睛放光。讲完那节课，意外地迎得一片掌声。
杨老师说：“还行。”
所以下乡实习，在龙华中学代表我们的同学试讲时，杨老师又安排了我。他用信任和期待的眼神看着我说：“宪华，你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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