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有眼，我上大学的机会真的来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的一天，暖暖的春风吹过，喜鹊登上枝头，摇头摆尾叫个不停。早晨，下起哗啦拉的雨。我和我们学校的男教师-----五十多岁的胡芝忠老师，还有一个小姑娘------二十多岁的林素芹老师三个人，接受了县里组织的小学竞赛考试监考任务。
林老师是刚刚上班不久的年轻教师，第一次监考，她问我：“怎么去？”
我说：“咱们去问胡老师吧。”
胡老师就住在学校附近的村子里。我们披上雨衣，踩着泥，趟着水，去了胡老师的家。胡老师才起床，刚要吃饭，一听这种事，饭也不吃了。他说：“这是大事，就是下刀子咱也得去。还不能晚了。路上没有车，车子骑不动，去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迈开双脚走。快走吧，千万可别晚了。”
我和林老师也都没有顾得吃一口饭，披了雨衣，打着雨伞，顶着风，冒着雨，在泥泞的路上一步步向县城走去。我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男子汉，没有什么。可怜的是：一个老家伙和一个小姑娘，在风雨里，泥地里，走了二十多里路，衣服都湿透。
可是到了县城联小考点，我们才知道：因为下雨，学生们不能按时到达，考试临时取消了。
好不容易到了一次县城，我们想转一转。就到近处的县政府大院里转了一圈。
一进门，就看到，一辆神气的小汽车，那从大院里开出。其实这就是一辆二一二，非常笨重，也跑不快。可是我还是觉得这车好气派。我想那车上坐着的大概应该是县长、副县长吧。他们开着车，应该是去哪里开会或下乡吧。有专车的领导是和别人不一样。身后专门拿着公文包，端着水杯的，应该是秘书吧。领导确实有个领导的派儿。
我们又走到政府院子的后边，看到了一排排漂亮的砖瓦平房的办公室。这个时候，我们县城除了大礼堂是二层楼，还没有其它的楼房。我看到：平房里有政府的职员走进走出，他们梳着油光发亮的小分头，踩着咔咔作响的小皮鞋，穿着非常整洁的服装，自信，骄傲，又唬人。我也学着那些机关人员的样子，昂首挺胸，在这些办公室的前边走一圈。
哎哟，这一个个的办公室是比我们教师的办公室阔多了，办公室的门上都有标牌，那是县长办公室，那是副县长办公室，那是人事办公室，那是财务办公室，那是成人教育办公室。哎呀，成人教育办公室门前怎么贴着一张纸呀。上前看了看，原来是广播电视大学的招生简章，招生对像是在职职工干部，所学专业：一个理工，一个是党政干部管理。理工班是带薪离职学习三年。党政干部管理班带薪离职学习二年。这种好事，不知道咱能不能摊上。
“我们教师也是在职干部，能不能报名？”我问成人教育办公室的一个男孩。
男孩子戴着近视镜，坐在桌前，喝着茶水，看着报纸，说：“可以的。”
“考什么？”我问。
“你报什么？”
我想：我是教语文的，回来还要教语文，应该报和语文相关的党政专业吧。就说：“党政干部管理。”
“那就考语文、政治，还有数学。”小伙子也就二十多岁，给我解释着。
只要有数学，我都比他们有优势。我知道，竞争对手一般都是参加过高考或中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到机关的学生们。哎。从恢复高考后，咱这个人，好多事都不顺，总是走下坡。前些日子，衡水师专招在职教师专科中文班，也是脱产带薪学习二年，在我们县招五个人，没有考数学，考的是语文和政治，我考了第六名，差一个名额没有去成。真是太不走运了。面对一次次的失败，但我没有滑下去，我依然在那个坡上往上爬行，往上攀登。那不是坡，那是一个个悬崖。我在那个高高的悬崖上攀登，从来没有害怕过。我不怕悬崖上绝壁的陡峭，我不怕悬崖上丛生的荆棘，我不怕从高高的悬崖上摔下来，那怕是摔得头破血流。我从来都不怕，不怕！但愿这次会顺利的吧。我期盼顺利，期盼每一步的成功，期望人生每一个路口，都是绿灯，都是鲜花，都是红地毯。但我也从来没有怕过失败，没有怕过挫折，从来不怕，不怕！不怕！就算失败和挫折是个穷凶极恶的张着伶牙俐齿的大老虎，也不怕，从来不怕，不怕！不怕！
于是我就直接报了名。
后来，我们洚河流乡的教师刘延飞、王景旭也参加了这次报名考试。
刘延飞、王景旭都是具有很强的自学精神的人。延飞就不用再说了，是在他的帮助下，我读了那么多的《大学语文自学教材》。
这个王景旭，更是了不起的人。他是梁集乡二乡村人，高个，精瘦，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镜，镜子里那双黑眼睛，透着常人没有的坚毅乐观和冲天的豪气。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中专，毕业后，他在我们洚河流的一所小学任教，酷爱学习，见了书，就像贪吃的馋猫见了老鼠一样，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时候，他在自学大学英语。学习的那个钻心劲，可能在这个世界也是少有的，他的时候，会把所有的精气神都用在书里，别人和他说话，很少能听到。
“景旭，景旭，吃饭了！喊了你八遍了，还没有听到吗？”他的妻说。
“噢噢，知道了。”景旭回答着，但眼睛还是扎在书里，不动窝。
他很会利用时间学习，有人说时间就像海绵的水一样是挤出来的，他能挤出除了上课以外的所有的空闲时间学习。
吃饭时，他会一边嚼着馍，一边，馍在嘴里，书在手里，眼睛在书里，有时候，把馍放进嘴里，也会忘记咽下去，因为他的大脑早就丢进了书里了。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县教育局开会。会前，他把录音机放到地下，在院子里，大声地播放。他盘腿坐在冰凉的砖地上，挺着身子，眯着眼，聚精会神地听着，旁若无人的跟着录音机大声地读着，声音高亢而洪亮。录音机领读的声音，和景旭习读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盘旋在教育局大院的上空，压住了会议室里所有杂乱的声音。这个时候有人再喊什么，再做什么，他都没有感觉，就算一个炸弹落在他的身边，他也难以知会。
回家的路上，他把录音机背在背上，大声地响着，一边行走，一边听着。风声，鸟声，录音声，跟读声，在公路上，田野里，组合成美妙的交响曲，仙境一般地在空中飘荡，神灵一般地穿入云层。听得太入迷了，他把车子骑到了道沟里，摔个满脸花。爬起来，骑上车子，再接着听。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令花草惊心、小鸟动容。
后来，他就是靠着这种精神，从一个只有初中英语水平的起跑线，拿到了英语本科毕业证书。从一个小学教师成为景县重点中学的高三英语骨干教师。
电大招生考试结束，我们路过一个照像馆。延飞说：“我们照个像吧。”
于是我们走了进去，庄重地站在像机前。三个人，肩并肩，昂着头，目视前方。目光中，充满了憧憬和向往；脸上的微笑，写满了通向未来人生路的坚定；眼神中，透着只有年轻人才有的伟大抱负和梦想。
照完像，延飞说：“在上面题个字吧。”
我说：“写什么？”
我们一起转过身，望着照像馆的外面：天很蓝，像是一片无边的大海，大海上，一艘巨轮，载着一群追梦的人们，扬帆起航。
王景旭说：“就写：学海共渡。”
过了些日子，大概是八九月份，我终于盼到到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景县电大分校党政干部专业的专科录取通知书。来到县城，踏上城西的那条大路，就到了周亚夫墓。越过周亚夫墓，再往西走了几十米，就看一个座北朝南的大门，门口挂着一个醒目的大牌子：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景县电大分校。走进院子，最北边的那排房子就是我们电大学员的宿舍。沿着一米宽的砖砌的小路，再往南走二十米，靠路东的一排房子，就是我们的教室。教室前边是一大片绿绿的菜地和庄稼地。韭菜、菠菜、大蒜，还有拔地而起把头伸向天空旺盛地生长着的玉米。我们这个党政干部管理班，一共三十一人。这些人差不多都是中高考恢复后，靠自己的实力考上中专，毕业后分配在县城各机关上班的干部，年龄都是二十几岁，血气方刚，希望在心里火一样地燃烧。
“上课了!“有人喊了一声。这人穿着一身公安服，高高的个子，炯炯有神的大眼。他叫周强，是我们的第一任班长。我们蜂拥进教室，可是刚刚坐下，就停电了。这个时候，县城经常停电。电一停，周强就领着人跑进教室东面的小黑屋里去发电。我们大叫着摇那个柴油机的摇把。”咚咚咚！！咚咚咚！！柴油机响起来，发电机转起来，电灯亮起来，整个院子里就充满了我们学员的呐喊声：“好了！好了！有电了！有电了！”大家喊叫着，又回到我们的教室。我们上课，主要是放磁带，听录音。我是学习委员，负责给大家放磁带，组织大家听录音。放音键按下去，教授的声音在整个教室里响起来，三十一个安装着时代特殊音符的脑袋挺起来，三十一张洋溢着奋进激情的脸扬起来，三十一个强有力的心脏剧烈地跳起来，三十一双写有时代奋进精神的耳朵竖起来，三十一双干过粗活长满硬茧的手紧紧地捧着课本，睁大一双双直面人生的黑眼睛，注视着书上那些亲切的文字。我们的大脑随着教授的声音在思索；我们的心随着教授的讲解，紧紧地扣住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我们的脉搏和这个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着；我们的双脚已经踏上了这个时代改革开放的航船；我们将会成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改革开放的最优秀的也是最值得骄傲的一代人。
晚上，上完自习课，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们这些电大的学员们，走出教室。住校的回到自己宿舍。在县城住的，走出校门，学几声鸟鸣，唱几句离调的歌子，摇几下车铃，望着天上的星星，再狼嗷似的狂叫几声。睡在旁边的西汉时统领百万雄兵的大将军周亚夫也为之震惊。这个时候，我们好像看到名垂青史的威武的大将军周亚夫，率领着百万雄兵，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战场上冲锋陷阵。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在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就像当年的周亚夫一样威武。我们都是好汉，我们都是英雄，我们是比当年的周亚夫更值的骄傲的一代人。这么深沉的夜，苍天把那么柔和的月光撒满了大地，风儿伸出少女般的温柔的手，轻轻抚摸着我们每一个电大人的脸，又像情意浓浓的爱人那样亲吻着我们每一个电大人的额。在周亚夫墓前，有人举着一个小巧玲珑的录音机，大声地唱起了《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歌：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
睁开眼吧，小心看吧
哪个愿臣虏自认
因为畏缩与忍让
人家骄气日盛
开口叫吧，高声叫吧
这里是全国皆兵
历来强盗要侵入
最终必送命
万里长城永不到
千里黄河水滔滔
江山秀丽叠彩锋岭
问我国家哪像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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