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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机制并不复杂，以县州为单位，将每年能收上的实物量税统计出来，打包给长安期货交易所。
长安粮食期货交易所，会将这些数据统一公布给粮商，粮商提前进行认购。认购流程是，粮商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对某个县区的粮食进行报价。根据竞价，他们拿到了这个县区的粮食收购权，交一部分定金。等粮食下来后，就自己组织去运输和售卖。
期货交易所并不是单向发卖，军政府的粮食采购也通过这个方式来运作。比如各地的住军需要多少粮食，就把采购量发出来，由粮商们竞价投标，提前确定供粮商人以及价格。
这套体系，主要是为了让政府摆脱粮食运输的事宜。降低损耗成本，将成本透明化，减少贪腐空间。
“国公、这样一来粮商们会不会，更有囤积居奇的空间？我们军政府的粮食命脉可全被这些粮商给把控了。”张同敞很担忧这个政策，会让商人们获得更多的利益，让政府大权旁落。
“不会、别山有一个原则你得明白，越大的商人越守规矩，越透明化的操作方式，成本越低。就比如这些粮商，只要他们明码实价的从交易所购买期货，咱们就不怕这些粮食最后跑了。起码遇到了灾荒，也知道谁手里有粮不是？”
后世的银行喜欢大客户，因为风险小，偿还能力强，可控性高。其实政府同样喜欢大企业，越大的企业他们的违法成本越高，越容易管控。同样的资金规模，管控一百个小企业方便？还是管控一个巨头方便？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再牛哄哄的巨头，只要政府出面敲打，都不费劲。可若是成千上万的商人群体，那就不容易收拾了。
由于商品经济的不繁荣和交通、通信等方面条件的限制。当前的税收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物税，特别是粮食等小农经济产品。这些实物税，在交往中央财政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成本以及麻烦。
古代政府想过无数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都不怎么尽如人意。拿大明来说，早期朱元璋的办法是让交税的人直接送到京城。这纯粹是劳民伤财，贫苦百姓们的交税成本比上的税本身都高，很多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后来做了无数次改革，但都收效甚微。到了张居正的时候，老人家直接改成了以货币税为主。可他高估了大明的商业繁荣程度，老百姓手中的货币不足，反倒让奸商们因此吸了百姓的血。
盐引制度同样是为了解决运输的问题，朝廷想要通过盐引吸引商人主动往边地运输粮食。可最后的结果是运往边地驻军的粮食成本没有降低，商人们倒是通过倒卖盐引发了无数财。
扬州的盐商，因此而攒下了富可帝国的财富，这事陕西人最清楚。因为真正的扬州盐商，主要还不是扬州本地人，而是秦商和晋商。
陕西这个地方也是个奇葩，看着不显山不露水的，可大明的很多祸事这里都是策源地。到现在为止，李振新都有种解决了陕西的问题就能解决全国问题的感觉。表面让看，当今天下抗清势力风起云涌，可仔细一瞧，除了东南的海上抗清武装以外，全是一帮老秦人在哪里撑着。就连吴三桂的关宁军，现在军中也说的是陕西话。李定国、姜瓖、刘文秀、夔东的几个军头，那一个不是陕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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