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在东北冬季最危险也是经常发生的，听到这里常昊不免也有些悲哀起来。不管怎么说大单也养育了自己二十来年，虽说没有血缘关系，从小与养父感情不睦，但到底恩情是泯灭不了的。母亲在电话中说，养父的后事刚刚处理完毕。常昊想了想，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妹妹在那边，没有了人照顾，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便劝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回关里，大妹妹的工作和二妹妹的户口，上学问题由自己解决。
母亲告诉常昊，大妹妹的工作现在有了转机，要转为正式的合同工了，那就跟编制里的工人不差啥了，二妹妹在学校是优等学生，在学校也习惯了，怕到关内不适应，反倒影响了学习。这也就是拒绝了常昊的提议。
常昊也理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母亲怕，怕面对所有的人，怕不知道怎么跟人们尤其是跟父亲常大力相处，回来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得多尴尬？常昊明白，劝母亲回来这件事，急不得，只有等过一段时间再说了。
打完电话，常昊心里好比卸下了一块大石头，突然有了一种莫明的轻松感。不是说他对大单的死无动于衷，可就是感觉心里敞亮了好多，就好像一直走夜路的人，已经习惯了黑暗包围，也习惯了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可真的这黑暗消失，有了一道光的时候，那种顿时的轻松是别人无法体会的。
可此时的常昊还是没有彻底轻松起来，他心里还藏着一件难以启齿的心事:康熙湖的苇子已经打的差不多了，该卖的钱也都到了西菜园村委会的账上了，接下来与水库签订的合同分账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不说别的，那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西菜园村与康熙湖水库管理处几几分成，这是到了哪里也赖不过去的，如果真的丁是丁，铆是铆地按照合同热行，常昊真是有些舍不得，那可是实实在在的钱啊，这钱对于现在需要发展的西菜园村来说显得尤其重要。
常昊在脑子里把事情想了又想，翻了又翻，现在给开春准备种子需要钱；生产队改建的仓库，到处漏风，还有老鼠洞，早就不能满足食品的仓储要求了，得赶紧建几个像模像样的仓库，需要钱；一些距离远的甚至其他地区的供销社，商场需要的新鲜的蔬菜水果，或者紧急需要配送商品，那几辆马车起码在速度上就显露出它的力不从心，物流如果要想做大，还说是得趁几辆踩油门的卡车，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需要钱；去年买了几辆小汽车充门面，还是求爷爷告奶奶，人家王书记做了担保，才从信用社贷出来的款，这马上又该还利息了，需要钱；眼看这又年下了，村里的五保户，困难户，孤老户，军烈属等等村里都得帮着置办年过活儿，村里还得宰几头猪给大伙儿分分，这都得用钱啊。钱啊，钱啊！常昊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为钱是如此的重要，也头一回感觉到他自己作为村支书，原来身上的担子这么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常昊太需要钱了。
若说真的背信毁约，赖着不给水库分账，也不是常昊的作风，真那么做了，以后谁还跟你打交道呢？那样路只能越走越窄，自己就把自己走死了。
这一天，常昊在家里摆了几样小菜，也没用煎炒烹炸，买了几瓶啤酒和一瓶衡水老白干儿，都摆在了一张小炕桌上。叫来了老书记王老伯和自己的铁哥们儿沈永安和陈志如，常大力多次谦让，没有上桌，而是在下面拾掇着一些下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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