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辉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坐了一上午，写完了家信。
每个月应辉都跟父母通一次电话，还一直没有写过信。已在德国生活了几个月，颇多体验和感想，应辉这天就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在德国一切顺利的状态表达得非常充分。应辉在信封上贴好了已准备好的邮票，问坐在旁边的一个德国学生：“嗨，请问图书馆附近哪里有邮筒？”
那德国学生看上去虽然高冷，一听应辉求助，倒非常热心，说：“这间阅览室外面就有。邮筒是黄色的，上面有德国邮政的标志，”德国学生用手比划着圆圈的样子，“德国邮政的标志好像一个圆圈。”
应辉走出阅览室，一眼就看见门口有个黄色的桶，并且桶上果然有个醒目的像圆圈一样的标志。应辉把信投了进去，突然觉得有些奇怪，因为邮筒的投件口很大，手伸进去就可以把里面的信抓出来。
这个口这么大，难道就不怕丢信？应辉心想，哦，对了，德国人素质高，想必拿别人信这种事情，在德国是没人做的，所以才设计这么大个口子。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标志啊。
几天以后，应辉再次从这间阅览室里出来，惊讶地发现，有两个德国学生往这个邮筒里扔喝完的易拉罐。应辉走上去问：“同学，这个……不是邮筒吗？”
德国学生道：“哦不，这是垃圾桶。”
“啊？！那么……邮筒在哪里？”
“你身后五十米，就在路边，一个黄色的桶，桶上面有个圆形的标志。”
应辉找到了真正的邮筒，感觉真是哭笑不得。阅览室门口那个黄色的垃圾桶里，自己写的那封充分表达自己良好状态的长信，已经不见了。
虽然懊恼，应辉还是再次原谅了自己，因为阅览室外的那个垃圾桶迷惑性太强。首先，这个垃圾桶也是黄色的；其次，这垃圾桶上确实有个像圆圈一样的标志，不过该标志是“可循环利用”的意思，圈上有两个箭头。而邮筒上的圆圈虽然非常圆，但却是个牛号角的符号，也没有箭头。“可循环利用”的标志和“德国邮政”的标志放在一起看区别很大，但用德语向一个中国留学生解释就没有区别了；最后，这垃圾桶实在太干净，对一个中国留学生来说，迷惑性就更上一层楼了。因为那时中国的垃圾桶，特征明显，色香俱全，垃圾桶内的内容丰富多彩，垃圾桶表面看上去也极其沧桑，此时的应辉缺少在先进国家的生产和生活经验，让他看到这么干净的桶而往垃圾桶那个方向联想，非拿出像爱因斯坦那样的想象力不可。
后来应辉才搞清楚，德国实行垃圾分类制度，黑垃圾桶装食品等生活垃圾，棕垃圾桶装杂草等生态垃圾，蓝垃圾桶装废纸，误导应辉的黄垃圾桶，应该装可回收的金属和塑料。这种先进的生活经验，中国还没有，所以应辉又闹了一个笑话。应辉心想，像上海这么拥挤的城市，连人住的地方都这么紧张，家里如果放四个垃圾桶，对扔垃圾的还是收垃圾的都是个巨大的挑战，确实还很难向德国学习。看来毛爷爷说“人多好办事”不一定对，有些事人一多就不好办了，譬如分垃圾的时候，或者分钱的时候。
方自归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坐了一上午，看完了《常识》。
那次留学生聚会，方自归跟台湾女生林茜辩论，林茜最后说有本叫《常识》的书可以证明美国独立的合法性，于是可以间接证明台湾独立的合法性，方自归对这个点一时无法反驳。因为，常识是你总不能评价你从没看过的《常识》。今天方自归在图书馆里读完了《常识》，豁然开朗。
方自归没想到《常识》这么薄，更没想到仔仔细细读完，完全可以得出一个与林茜相反的结论——台湾与大陆统一的理由，远远远远远远多于台湾独立的理由。
参加下一次留学生聚会时，方自归惊讶地得知，林茜已经去波士顿了。方自归手心里攥着《常识》，心里攥着千言万语，感觉到一种箭在弦上而不能发的痛苦。
“她去了，就不回弗林特了吗？”方自归问那个知道林茜消息的香港同学。
方自归脸上的痛苦引起了香港同学的误会，香港同学笑道：“想追她？那你怎么不早点下手？”
“不是啦……”
“哈哈，不是？脸都红了……”
“真不是！我是想和她讨论一个问题。”
“别解释了啦，可以理解的啦。林茜去波士顿确实不回来了，但是我有她的地址，你要不要？”
方自归眼前一亮，“你有她地址？”
香港同学微笑，“是啊。”
几天以后，方自归在图书馆里坐了一上午，因为《常识》这本薄薄的书给林茜写了封长长的信：
林茜，
你好！
很遗憾你搬走了，看来今后也很难有机会与你面对面地交流，但我忍不住想写封信与你交流。
我读完了《常识》，惊讶于你竟然认为，这本宣扬美国独立的小册子，能够支持你台湾应该独立的观点。按照《常识》的逻辑，我恰恰得出的是一个相反的结论。
这本书的前两章无非是要证明这样一个观点：英国君主制与世袭制是落后的，所以北美大陆应该独立。那么这两章的内容不支持你的观点，因为这两章内容跟我们讨论的问题根本就不相关。中国大陆既非君主制也非世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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