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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里所有椅子椅背上包的布，都画着一幅国旗，让整个餐厅看起来非常国际化。
方自归眼前的一排椅背上，有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加拿大的国旗，但是并没有美国国旗。
塞谬先生居高临下地坐在高脚凳上，眼神里充满了哲理，让与他确认过眼神的听众，很难不被折服。
大约讲了半个小时，塞谬最后说：“八十年代末，弥尔顿.弗里德曼曾经盛赞中国的经济改革，但九十年代末，也就是几年前，他在参观了邓老先生一手打造的浦东新区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浦东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个躺在金字塔里的死去法老的纪念碑。浦东，让弗里德曼感到惊讶，浦东遍地起重机的景象，证明了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知道的是多么少。他们不懂市场经济学，不懂货币主义理论。浦东完全建立在国家债务之上，是计划的结果，而不是市场的结果，这一切是无法持续的。有个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一九九九年，上海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是60%，写字楼房租因此大幅下跌。由此，我们不难预测浦东的未来。”
【注：弥尔顿.弗里德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塞谬停了下来，沉静，等了一会儿，大家才意识到他的分享结束了。
雷尔夫从塞谬的发言中又获得了一些灵感，说：“谈到中国遍地开花的开发区，我可以做一些补充。它们通常位置偏僻，并且期望通过政府支持去发展。政府提供的资金常常免费，所以创业孵化器像那些国有企业一样没有成本概念。当年美国开发西部的时候，第一批居民通常包括了律师、商人和银行家，最早出现的建筑是教堂和市政大楼。开始的时候日子确实艰苦，但至少一开始，美国的开发区就有社区和法律。而在中国的开发区，早期阶段只有工厂、商店和自由市场，一切都是生意，没有律师事务所，没有独立工会，没人修建教堂和寺庙，没有私人报纸，连政府官员和警察也很少见。”
大家，把目光投向了方自归。
方自归再次站了起来，“我们采取渐进式改革，而不是塞谬先生所赞扬的苏联式的休克疗法，是因为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更加稳妥。没错，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确实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可如果明知道一下子跳不过去，还非硬往下跳，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我认为非常愚蠢。我们通过渐进改革创造经济增长，逐渐还清我们的历史负债，让鸿沟越来越窄后再跳过去，对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复杂国家来说，难道不是更聪明的一种做法吗？”
雷尔夫道：“Vtr，你应该读读去年在美国出版的《即将崩溃的中国》。像弗里德曼一样，大多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改革不乐观。最近的《外交政策》上，刊登了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的文章，文章的结论，也是印度终将超越中国。”
九二年说历史要终结了，零二年说中国要崩溃了，方自归心想，美国人的道路自信，确实打破了宇宙纪录。
方自归问：“为什么说印度能超越中国？”
雷尔道：“简单地说，中国经济受制于不可靠的外国投资及技术。而印度在企业家精神、金融体系、民主政治等更可靠因素的推动下，终将超过中国。”
方自归反驳道：“那为什么七十年代，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国高，而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几倍？如果中国企业真像塞谬先生说得那样没有竞争力，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能够从十年前的一百亿美元增长到现在的三千亿美元？”
雷尔夫道：“那是因为巨大的出口补贴。中国出口商每向美国出口一美元商品，实际上只收六十美分。而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一美元商品，中国要收30%的关税。美国工人可以和中国工人竞争，但他们竞争不过被操纵的汇率。”
方自归冷笑道：“笑话。操纵汇率？为什么八九十年代不说中国操纵汇率？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汇率一直在10：1和8：1之间波动，并没有大起大落。美国工人的小时工资是中国工人的五十倍，美国工人怎么与中国工人竞争？美国连普通操作工都开车上班，怎么跟中国工人竞争？”
雷尔夫道：“其实公平竞争的话，中国公司对西方公司不构成威胁。”
方自归问：“为什么？”
雷尔夫道：“最重要的一条原因，中国公司缺乏创新。中国人还走在低端仿制和假冒的道路上，中国对知识产权没有足够的保护，中国的教育几乎全是记忆与背诵，这些都导致整个社会缺少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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