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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文学领域的两员主将，鲁讯和周作仁在倡导和发展新文学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点谁都无法否认。
鲁讯固然是新文学的旗手，周作仁也不遑多让，他是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
他在鲁讯身旁摇旗呐喊，出力甚多。
至少在新文学发展的前期，他的文学主张对于扫清旧文学有着积极的作用。
两人的决裂若说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种说法太过于夸张。
新文学毕竟不是一家一姓的产物，而是整个社会无数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这其中有些人的贡献大一些，有些人则贡献的较少。
准确的说，这次兄弟两人的绝交对新文学的确产生了影响，但影响不大，关键是对他们两人日后的发展有了重大的影响。
从此以后，两兄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无论是在人生的道路还是在文学的道路上都是渐行渐远。
数年后，这种情形愈发的明显。
鲁讯开始接触苏联文学，追求进步，逐渐成为了一名革命者，周作仁则陆续的写一些清谈的小品文，只谈人生和哲理，远离政治。
他追求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或者说是魏晋时期的名士情怀。
在民国时期的文坛，鲁讯的杂文和周作仁的小品文都是一绝。
鲁讯的杂文自不必说，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毫不留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周作仁的小品文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文学营养，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
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自有一种亲切、通达的风致。
在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恬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拥有一种令人回味的“涩味”。
可以说，在文学造诣上两人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没有人知道两人绝交的原因，当事人日后也没有做出说明。
后世不少人从生活琐事和金钱上，甚至是女人方面分析其中隐藏的内幕，大多都不靠谱。
继续寻找原因有些无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假设。
假设两人没有闹僵，在鲁讯的影响下，周作仁会不会走上和鲁讯同样的道路，会不会改变两人今后的命运，甚至可能改写新文学的历史。
这样我们或许就能猜想到中国文坛损失了什么。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他们还是闹翻了。
到了八月份，鲁讯从八道湾胡同11号搬了出去，住到了砖塔胡同61号。
远在庐山的林子轩知道鲁讯和周作仁两兄弟绝交的事情，但对于具体的日期不太清楚，就算他清楚也不会掺和进去，这毕竟是别人的家事。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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