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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井迟疑了一下说道：“这个滨美枝是我一个朋友的女儿，小姑娘就是想当明星，而且还不甘于在日本，起步就想去美国好莱坞，我这也实在是推脱不过去。”
唐宁都没等樱井说完就大手一挥道：“我明白了，你放心吧，这个女一号就是滨美枝的了，谁都抢不走。”其实也的确没必要等樱井说完，能够让樱井都说是推脱不掉的朋友，那肯定不是小人物，左右不过是一个花瓶角色，谁演还不都一样么，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驳了樱井的面子，而且估计这才是今天樱井找自己的主要原因，其他的都只是过渡罢了。
虽然唐宁和樱井这些人都在极力的制作新的电影，可惜这个时候的日本市场极不正常，当时的电视台、电台、报纸，大多数时候都是关于中国“文化活动”的报道，与在中国一样，这些报道一再激起当年那些20岁左右日本青年的满腔激情。
当时的激进组织大量印刷《毛大大选集》、《毛大大语录》以及其他“文化活动”文献，催化了这种激情。很快《毛大大语录》就在日本发行了几百万册，当时不少日本大学把《毛大大语录》用作中文教科书。东京、大阪等地，出现了抢购《毛大大选集》的风潮，人们甚至排几小时队等在书店门口。
那一年，《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历年列岛走红的歌星的唱片销得多。毛大大像章，更几如稀世之宝，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托还在与中国做着一点有限生意的公司，或参加了日中青年交流活动的同学从中国带过来。一位姓北田的先生，至今还保存着十几本装订工整、纸张都有些泛黄了的学“毛选”的心得笔记。北田先生的中文学习，就是这么开始的。为了准确理解和领会毛大大著作的精神。他还写信到北京的新华书店，要求购买《毛大大选集》中文版。他身体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的故乡。动员父母把不多的土地分给农民。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他试图在当地组织农会，将该县的政府权力夺过来。家里人和当地农民视他为“白痴”、“疯子”，他义无反顾地宣告与“万恶的剥削家庭”彻底“决裂”。
受红小将运动影响，青年学生们的各种组织，一时间，如雨后林中蘑菇似的在列岛各地出现，有的名称干脆就叫“红小将”。在那时的许多日本青年眼中。美国象征着帝国主义，象征着罪恶；而中国象征着革命，毛大大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导师。在游行、示威中，他们常常将毛的画像高高举起，并用鲜血将毛大大语录写在横幅上；年轻人则在横幅和画像下，表情庄严地前进。这样的画面，不时出现在当时的电视、报纸和期刊上，成为当年日本的时代写照。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当时日本左翼运动的描述，他们一聚就是几万人。手挽着手，肩挨着肩，神情激动地高呼反美口号。行走在东京、京都、大阪和冲绳的大街小巷。
“68年世代”，却仍与日本政府产生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其中，让当局最为难堪的是两次。1968年1月，4.7万名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到佐世保，驱赶即将前往越南参战、在该港进行补给的美国7.5万吨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同年7月，位于东京东面30英里千叶县的成田，数千青年学生与这块土地上的三百户农民串连一起，抵制政府在此兴建大型机场的计划，他们拆毁机场公司设置的边界墙。在土地四周打上巨桩，阻挠政府派员对这一带勘测。甚至在地下开挖复杂的隧道系统。以摆出一副长期斗争的阵势。
青年们的不满在冲突中逐渐上升的同时，他们对毛大大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也愈发崇拜。不少人相信以暴易暴。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有些“红小将”，开始自制火药，用猎枪武装自己。东京山谷地区的“红小将”，高呼“赶走剥削者！解放山谷！”的口号，袭击了山谷警察署，烧毁警察的自行车，砸碎建筑物的外墙。有些人还给毛大大写信，立誓终身以宣传和实践毛大大思想为己任，并表示想去中国学习游击战术，学成后，像切-格瓦拉一样投身世界革命。
对于这种势头，唐宁自然不会去凑热闹，而是躲到了关岛，不过他没想到的是，吉米居然也跑了过来，并且在下面的场子里玩的不亦乐乎。这让唐宁有些好奇，把吉米拽过来问道：“我说吉米老板，你这不好好在好莱坞呆着经营你的电影王国，跑到这儿来干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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