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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总结道：“也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呗，的确，这方面的分歧确实是没法调和的，但应该不止这方面的原因吧。”
武田毅雄喝了一口酒说道：“当然不止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有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分歧的问题。
中苏两国在1949年10月以后走到一起,结成同盟友好关系不仅有意识形态因素，而更多的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中苏结盟，是在共同面对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冷战战略的形势下，两国领导人进行的一次战略选择。
但是在1958年以后,中苏两国在战略利益上的巨大差异日益暴露，这一年成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首先发生的争执，是由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引起的。1958年7月，出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苏联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立联合舰队，在中国东部沿海建立无线电台，以协调苏联潜水艇在太平洋水域活动的建议。毛伟人认为苏联的这一要求不仅有损中国的主权，而且企图以“军事合作”之名控制中国。因此，他的反应非常强烈，断然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并且严厉批评苏方是在援助中国的同时，向中国提出政治条件。
尽管经过会谈,苏联基本上放弃了建立联合潜艇舰队和长波电台的要求，但发生的争执却使已经出现裂痕的中苏关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在1958年5月24日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苏联就确定把“研究制定出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共同措施”作为会议的目的，而且预先准备好了宣言草案。会议根据苏联的建议达成了协议：华约单方面裁军41.9万人；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华约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些措施与毛伟人马上要采取的行动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不过，真正反映出中苏在对外对内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并引起尖锐对立的。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
其一，8月23日，赫鲁晓夫一行离开中国不久。*突然采取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并引起美国的干预。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其二，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愤怒不已，当即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新式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这时，双方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中国的核项目的援助。8月中印边境纠纷，未经和中国沟通苏联塔斯社发表对中印冲突中立的声明。9月底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峰会，进行和解。苏联此举是为了消减核战争的威胁，并且由于中国的大跃进而认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由此认为苏共在西方面前退缩。1962年毛伟人对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缩批判，认为赫鲁晓夫
由此可见，毛伟人和赫鲁晓夫不同的经历和性格造成了两人间沟通交流的困难，使两人都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同时也激发两人性格间的冲突，而这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又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影响和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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