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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张钱、物两清的收据，“兹据：急让于余杭郡、余杭县樊员外伯江夜明黄莲一颗，拒腐生肌、医家至宝。钱一万五千缗收讫，出据无悔！”
底下是落款：“王海蛟，贞观九年六月初十日”，在“王海蛟”三字上有个大大的朱砂指印。
从贞观九年至今，已经十一年过去，但这枚红指印，与阴沉木的饰金木盒中所衬的红绸一样，均是清晰如新。想必是阴沉木匣密封严实的缘故。
褚大人对高峻、樊莺道，“逝者已矣！两位故人身份业已确认，总是不幸中之万幸，贤侄女还当节哀！”
樊莺此刻方寸大乱，依旧抽噎着，不知如何是好。
高峻道“褚大人，按理，两位逝者宜早日入土为安才是正理，只是不知我岳父岳母死因……可有个大致的眉目？”
如不弄个明白，高峻料想师妹是不会甘心的，樊莺眼里含泪不停地点头。
樊伯山少小离家闯荡、博取功名，猛见兄嫂遗容如故，心内也极是悲伤，听了高峻的话便替褚大人答道，“本官到时，褚大人已令仵作验过，除兄长后脑处有钝物撞击伤，两人再无其它伤痕。”
“难道是有人图财害命？”
褚遂良道，“这倒不一定，当时一发现这二人，老夫恐怕他们的身份可能与樊大人、贤侄女有关，当时便责令于潜县郑大人多方探察。但我们手中除了有这只阴沉木匣、黄莲珠、收据，就再也没什么线索，难啊！”
樊伯山也说，收据上倒是有个相关人的名字，就是那个王海蛟。但奇怪的是，这份收据把兄长的郡、县记了个清楚，出据之人自己却如此的简练，让他们到哪里去找呢！
褚大人也道，“黄莲珠倒是个线索，但如此的稀世之宝，拥有者怎会轻易示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世间有此物，就更不能询问些什么了！”
县令郑早说，“高都督，此事时间久远，查无可查，下官以为这便是个无头的悬案……难啊！原来有褚大人、樊大人在，下官还有些指项。两位大人一离开，下官就更没办法了。”
高峻看向褚遂良，褚大人道，“你们二位到达前，老夫和樊大人已接到长安传诏了……岭南大雨成灾，听说甚于黔州。雨后雷州、崖州隔了海，竟然同时害了兔灾，千万为群，兔过而苗尽，兔亦不复见！”
樊伯山道，“陛下之意，委任褚大人为正使、本官为副使，接诏后即刻赶赴岭南巡察灾情，见机赈济，有道是灾情如火……恐怕……兄嫂只能速速入土为安了！”
他说，再说侄婿你可是身负西州边陲一州之重任，因为私家之事，长时间滞留于外恐怕也不大好，我意速将兄嫂隆重厚葬，然后以公事为要。
褚大人也微微点头，似是同意樊大人的意思。
陛下见诏，有道是忠孝不两全，那么褚遂良的三年丁忧之期，只过了不足一年便可以再行公务。之后，他便可名正言顺地回到京师职上、而不犯忌。
褚大人远在余杭也被皇帝想起，一则从余杭出发总快过长安，足可看出皇帝对岭南灾情的焦虑。二则不能不说他在丁忧期间为家乡屯田的义举，已经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了。三则，高峻以为恰恰是樊伯山也在余杭，无形中也为褚大人的复起多多少少助了些力——正好由两位大臣同去。
不得不说，这两位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先公后私嘛。高峻想，就算是自己，虽然已同长安请了假期，但长时间滞留在外也不大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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