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以来，陆遥实在忙碌的很，感觉自己像个团团乱转的陀螺，完全都不得空闲，几乎每天都只能睡上一两个时辰。一个多月下来，饶是陆遥自诩精力旺盛，也要支撑不住了。
他首先用心在办的，主要是对部下将士们的计功奖赏。
对于一支军队而言，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军谶》上说：“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这其中所谓的“财”和“赏”，不仅包括金帛之类，也包括地位的提升和各种精神激励。
匈奴大军北上以后，大举掳掠豪族坞堡，所获得的粮秣直接消耗了一部分，而大部分金银财物则被各部酋长、大人搜刮。由于战事不利，许多匈奴贵胄被杀死或俘虏，这些资财最后又归拢到了越石公手里。凭着这些缴获物资，越石公在赏赐将士的时候很是慷慨大方。比如陆遥就获得了金饼十二块、钱若干、绢五百匹、杂帛五百匹。这是对整支部队的奖励，完全由陆遥来主导发放。
陆遥毫不犹豫地将之尽数分给了部下们，引发了一片欢腾。倒不是他想刻意收拢人心，实在是因为根据他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眼下囤积钱财大概是最可笑的事情了。何况眼下整个晋阳一片狼藉，拿着再多钱财也无处花用。
除了钱财的奖赏，还有对各级军官的提拔。薛彤、沈劲因功升为裨将军，从此进入高级军官的序列，可以使用标有自己姓氏的将旗了。性格沉稳的薛彤倒还罢了，沈劲对此简直是欣喜若狂。他每日进出营门百数十次，每次必定长久地抬头看着营门的“沈”字军旗，踌躇满志。直到某一天发觉自己头颈肌肉抽搐，再也抬不起来了为止。
提升为军主的有邓刚、郭欢、费岑、杨若、谢源等人。其它中低级军官职务更是任命了无数。比如朱声、何云、楚琨、穆岚等人，全都成了队主。军官增加了许多，一时当然没有那么多兵源补充。但是此番大胜之后，几处战场上抓的俘虏不下万人，其中有匈奴人、也有羯人、羌人、乌桓等各种杂胡。这些俘虏暂时被充做苦役，负责各处战损的修理。作为苦役，自然会受到极度严酷的对待，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特别桀骜不驯的人会被处死，而剩余的自然会补充进各支军旅之中。
当前，这些新任的队主、什长之类基层军官并无部下。既然如此，陆遥就决心将他们聚集在一起，每日抽出两个时辰或更多的时间为他们讲授基本的军事知识。他甚至非常认真地考虑过，“黄埔军校”的名称尤其响亮，而“陆军指挥学院晋阳分院”的名字，似乎也很显专业。
这绝对是个良好的设想。可惜，一旦付诸实施以后陆遥便郁闷地发现，自己绝大多数的时间居然都花在了教授认字上。在这个年代，基层将士目不识丁是常态，想要对这些大字不识一个的粗人讲述兵法，简直是做梦。最终陆遥不得不寻了两个老儒，每日里给军官们讲述《急就篇》、《仓颉篇》之类，迫得他们叫苦连天。凡事均须得循序渐进，不能指望一蹴而就，陆遥这么安慰自己。
给予将士们的奖赏不止上述这些。除了钱财赏赐和地位提拔以外，陆遥同样注重与将士们的感情交流和精神激励。
兵法有云：“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以与之俱死。”作为一名穿越者，相对于古人最大的特点或许就是尊卑概念极度薄弱。陆遥将每一名士卒都当作与自己平等的兄弟，在日常的训练之余，他会和将士们聊聊身边的细小琐事、谈谈对家乡的怀念、一同握槊为戏。这种发自于内心的、真诚的感情，绝不是刻意伪装的吮疽之举所能比拟的。
而在此番战争胜利之后，陆遥为战死的将士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随后，陆遥令灯管在军营里专门兴修了大屋，用以供奉每一名牺牲战友的灵位，甚至还安排了每一位军主以上军官轮值祭扫的任务。上巳这一天，全军上下都参与了肃穆庄严的祭祀仪式。
在回想起那些死去的袍泽兄弟时，许多将士都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这种彼此感染的哀伤情绪在任何一支军队中都是被严格禁止的，因为它很有可能导致士气低落，甚至引发营啸之类的惨剧。但在这一天，对亡者的悼念几乎立刻就转化为同仇敌忾的决心，因为在追忆死者的同时，活着的将士们感受到他们在这里拥有尊严，拥有生命的价值。他们会逐渐认识到：在陆遥的部下，没有被当作牛马驱使的低贱军户，只有保家卫国、受到尊重的英勇战士。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始料未及的工作牵扯了陆遥大量精力。
晋阳大战中，陆遥作为昭馀祁以东的方面之将，率领所部先后进行了多次惨烈战斗。待到晋阳城下杀死叛将龙季猛之后，他本人和他所带领的部队，都已经再也无法承担作战任务了，因而越石公和鲜卑大军南下的时候，陆遥便留在了晋阳城里。他部下的伤员非常多，因而陆遥腾出了大片军营，作为伤员们的治疗场所。
对于伤员的诊治和护理，使得陆遥焦头烂额。
应该说，在西晋时期，中医学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汉末时的名医张仲景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书中提出的六经分类的施治原则，在此后将近两千年里，始终是中医的基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另一位名医华佗则达到了中医外科治疗的巅峰，他通过麻沸散对病人施行全身麻醉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空前的奇迹。而到了晋代，太医令王叔和在张仲景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升了医学理论。将《伤寒杂病论》增补、编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而他本人提出的“独取寸口”的三部九候切脉法，沿用至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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