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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维新开始前，日本无论天皇，还是维新派，还是幕府就改革问题已经有共识了。
实际上就处于原本的历史中，清末戊戌变法成功后的状态。
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虽然是幕府最高领导人，但他本人却是个维新派，1867年就搞了大政奉还。
只是因为幕府的守旧势力太深，意见不统一，而且萨摩及长州两藩心急，等不及了，才发动了倒幕战争。
戊辰战争结束已经是1869年，最后的余波西南战争是1877年。
因为华皇的关系，这趟战争到现在还没有打完，如果是按照原先的历史轨迹发展，西乡隆盛早死了，但现在西乡隆盛仍然活蹦乱跳的，在不久前，也就是在华皇出访欧洲之前，刚刚被轩建章抓住之后，然而华皇下令，轩建章和李鸿章又将西乡隆盛放了回去。
萨摩及长州两藩就有与中央相抗衡的实力，而中国维新派几乎没有基础可言，各地的封疆大臣不可能帮着维新派去跟守旧派斗，最后恐怕会比北洋时期还乱。
无论上层的精英们怎么折腾，最底层的农村宗族制度以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方式不变革，社会还是那样。
当然，还有一种情形不得不考虑，变革过程里枪杆子裹胁其他盲从者。
华皇向曾纪泽说了他对于国家走向的一些看法，这让曾纪泽对整个国家的局势和华皇的对外政策，又有了新的认识。
曾纪泽也向华皇汇报了他在欧洲的一些学习成果。
曾纪泽一是对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
他从小学教育入手，认为：“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
而“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
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
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
以此论之，中国的学问注重人的道德文章，关注主体的修行，而西学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考察。
曾纪泽并没有把西学的路数和中国的“格物致知”对照研究。
虽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
但是，如果他进一步推论，甚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学问，并没有真正遵循“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
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学问有意无意对新儒学（理学）最初教条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正是导致中国学问出问题的根源吧！
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直接渗透到曾纪泽办理外交的实践中去。
曾纪泽发现西方国际关系遵循一种规则即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根本点在于保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主权还不论国家大小强弱。
曾纪泽对华皇道：“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
这是和东方传统国家间关系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国际法意识和主权意识给了曾纪泽无穷的力量，他利用西方国际法作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华皇听了曾纪泽的话，很是高兴，认可道：“说的很好，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前几天，我还和卡特莉娜卡芙公主说起过教育问题，跟你的说法差不多。”
曾纪泽笑道：“我哪里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都是通过平时对华粹晚报上陛下的发言，总结出来的，只是在欧洲待了几年，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我平时就是这么教育思平的。”
华皇微微一笑，对曾纪泽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在原本的历史中，曾纪泽在和俄国的艰难交涉中，成功收复了伊犁。他在辩论《烟台条约》洋药加税之事项时，义正言辞地说：“西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其于税饷之政，皆由主人自定，颁示海关，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权。”“加税之权，操之在我！”
仅此一项，曾纪泽就足以列入晚清名臣的行列，只是他父亲的光芒太强大，把这个清末璀璨的外交官的锋芒都掩盖了。
曾纪泽对西方社会的体验和认识，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对于外交官，考察所在国“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是一项基本的使命。
曾纪泽在日记中主要记载的就是这方面的观察结论。
首先看建筑。中国建筑多平面摊开，楼层不高，浪费土地。
“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达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
形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曾纪泽没有作进一步剖析。
其实这种差别是中国和西方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所致。
中国城市没有充分发展，因为处于农业文明的阶段，而西方城市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地价上涨和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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