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注意，在对布尔人的报道中要保持这样的几个原则。∮”在纽约塔最高一层的那间可以俯视全城员工餐厅（现在已经临时被改成了会议室）里葛莱史东对自己的下属们说，“第一，要尽可能的显得中立，不要完全的站到布尔人那边，因为这样做会会破坏信度。我们必须表现得中立，甚至要中立得好像过分。中立到让读者都觉得有点受不了了的地步。只要我们精心的挑选好报道的事实内容，即使我们自己不出声，受众也会受到影响，并且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意见。所以如非必要，不要在报道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比如说前两天的那份报道就很不错。
另外，也不要一下子把所有的信息都透露出来。在对这次的事件的报道中，我们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那就是我们的准备，以及获得信息的途径比英国人好得多。而英国人未必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使得他们会习惯性的撒谎。而这个时候，我们要给那些英国人充分的表演机会，要知道，现在的舆论对他们不利，他们肯定会不断的辩解，而有些事情是越辩解，问题越多的。我们就让他们让他们不断地表演，撒各种各样的谎，直到他们搞得绝大多数人对我们前面的报道都半信半疑的时候，我们再抛出无可争辩的真相，一家伙打垮他们。而且到了那个时候，那些事先被他们骗了的受众当然就会对英国佬非常的恼怒，并因为无条件的不再相信他们。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报道中加入有态度的评论了。就像当年，我的父亲，史高治・麦克唐纳先生在有关中国奴工事件中的做法，就是我们的榜样。
总之，这一次，我们要让整个欧洲的舆论都站到英国的对立面上去，要给英国施加更多的压力，并在短期迫使英国暂缓在南非的行动，同时在长期上，形成让双方更加对立，更加不可能妥协的形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就像葛莱史东预料的那样，在收到了塞西尔・罗德斯的回电之后，伦敦方面立刻就开动了宣传机器，开始宣称詹森等人只是误入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并不是有意入侵。而德兰士瓦方面不问青红皂白，就起攻击，一家伙打死了那么多的人，实在是太过凶残。至于英国侨民与詹森等人合谋起叛乱，这更是布尔人有意栽赃陷害，绝对不是事实。
接着，英国人又搬出了煽情的手段，他们的报纸找出了一大批的所谓“误会事件”中的受害人的亲属，妻子呀，孩子呀，父亲母亲呀什么的，在各种报纸，广播上用文字或者是声音出各种呼告，或是眼泪涟涟的回忆自己的亲人是多好的人呀，什么虔诚的基督徒呀，什么从来没干过坏事呀，什么在家里连一只鸡都没有杀过呀。总而言之，他们把詹森和他手下的那些人描画的简直和玛利亚女士没什么两样。
除了这些手段之外，英国人还进行了反宣传，他们指责布尔人野蛮，凶恶，将布尔人描绘的就像是阿拉提或者是铁木真一样。同时还指责布尔人一贯排外，歧视其他国家的侨民。
要说，英国人的宣传不是没有道理的，布尔人在南非的很多所作所为，的确称得上是野蛮。尤其是他们对待那些祖鲁黑蜀黍的时候，一些做法，的确和欧洲人用来吓唬孩子的野蛮人没什么区别。但是，英国人偏偏不太方便用这个理由来指责布尔人，因为英国人在对待祖鲁黑蜀黍的时候，表现得比布尔人还过分。如果拿这个事情来说事，对骂起来，英国人的丑事恐怕更多。
结果对于布尔人是野蛮人的指责反而起到了某种不太好的反效果。这个时候已经是十九世纪末了，世界上的野蛮人已经被杀的快变成华南虎大熊猫了。在人类社会中有一个通例，那就是人们总喜欢吧那些美好的想象寄托在一些距离自己很远的东西上面。所以，生活在两汉的人，总觉得三代那会儿是天堂，而生活在隋唐的人，又言必称两汉。甚至于一个明明万国来操的时代，也能弄出一大堆脑残粉来整天的幻想着能穿越过去当格格、福晋甚至是侧福晋。欧洲人也一样有这个问题。随着野蛮人的威胁的远去，加上对于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的现实社会的不满，歌颂过去的，平静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甚至是歌颂那些未开化的民族的淳朴的，自然地，好不悖逆人性的生活就成了一种流行的文艺范儿。
例如当时已经有一定的影响了的，后市更被视为是绘画艺术大师的高更出于对欧洲文明和传统艺术的怀疑，索性离开欧洲到南太平洋的塔西提岛和土著人长期生活在一起。他以率真、单纯化、近于原始艺术的造型和配色，表示大自然提示带给他的感受和他对岛上“大自然的宠儿”的心仪倾慕。而这更是激了一大批的欧洲文艺青年们对于“野蛮”的布尔人的美好想象，甚至成了某些文艺青年心中的偶像。想想吧，远离喧嚣的嘈杂的欧洲，在那神秘而远远地非洲大6，开辟出一片农庄，早晨太阳升起来了，男人们骑上马，赶上牛羊，到牧场去，而女人们则在庄园里照料着生了病的小马驹，或者院子里新移栽的不知名的非洲花草。到了晚上，男人们回来了，依旧骑着马，背着长枪，带着牛羊，只是马车上还带回来了可怕的狮子的尸体――它们试图袭击羊群，然后就被打死了，丢在马车上。再然后，和欧洲完全不同的星空升了起来，就连月亮也显得格外皎洁，屋子前的院子里点上了篝火，男人和女人的脸颊被篝火映得通红……这是多么美好而又浪漫的画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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