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HN省一个经济落后的地级市，用那时候的话来说我们也属于“厂矿”子弟，因为那个年代还是有很多的中小型国营企业，能在这样的国营企业里有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在当时还算是比较好的，当然那样一个吃大锅饭的年代里想因此活的多么潇洒快活是不可能的，大部分人都堪堪解决温饱，但是这并不妨碍大家获得那种知足而乐，简单重复的快乐，因为那个时候贫富差距非常小。不患寡，而患不均。古人的老话是一点没错，当一群人光着屁股的时候，光屁股本身就没什么可丢脸的了。
我是79年生人，据老妈说我出生在七月某天的正午12点时分，是艳阳高照，火气最旺的时间。可能这也是我后来性格急躁，火气旺的自然因素。我们中国人比较信命，但是我们信好的命，不好的命我们往往觉得是老天安排错了，我们求神拜佛地想改过来，甚至国内的佛不灵了还会转信国外的神，我妈就是个典型，她最开始信观音菩萨，后面信太上老君，最后到现在却信了基督，信仰不可谓不全面，古今贯通，中西合璧。但是这也源自她从小接受的思想教育，而这个思想布道者就是我的外婆，另外一位高人。后面的故事里会有很多我外婆的趣事，这是伴随着我童年的永不褪色的回忆。
出生的时候据老妈说当时她和我爸都是企业职工，工作很忙，那时候是三班倒的，轮轴转，所以我小时候没人带是实在吃了些亏的。还没有三岁就被迫放进厂里的幼儿园了，然后因为小时候体弱多病，经常发烧，我很早就建立了对打针的恐惧，因为那个时候打的最多的就是青霉素，而打这个针有个天然福利要先打实验针看是否过敏，这个实验针是比青霉素恐怖百倍的存在，每次打这个我都有种想死的冲动，而这个冲动还没消散干净，我的泪痕还清晰可见的时候，拿着青霉素，带着口罩向我靠近的护士像及了七三一部队里那些刽子手，我手上实验的包还没退，屁股上又不得不狠狠的被叮上一口。童年的痛苦回忆练就了我超级耐痛的本事，现如今抽血或者打吊瓶在我这里就跟挠痒痒一样轻松了。由于我小时候特别容易发烧，导致我打针的频率和量都比较高，最终反馈到结果上就是我左右手都因为打实验针钻满了针孔，而我左右屁股也因为打青霉素变得硬硬的，走路都费劲，药打进去一下子散不开，回去还要用热毛巾敷，这种酸爽你们可曾了解？
好不容易上小学了，也是厂里的子弟小学，我调皮好动的毛病差点让我进了鬼门关。我们小时候没有太多的娱乐场所和玩具，但是人是真的多，一堆孩子放了学都是散养的，在家属区的空地上，就着天时地利人和的自然环境总能鼓捣出一些适合我们的游戏，其中有一种叫斗鸡，还有一种叫丢沙包，但是这都太普通，于是我们创造了一种接近战争状态的游戏--“攻山头”。这个游戏也很简单，一般男孩子分成两队，一队是守山头的，一队是攻山头的，在空地上的一个小土堆就能成为我们眼里神圣的“山头”，然后守的一方可以全部站在山头上，也可以部分在山头上，部分在山下周边埋伏，等攻山头的人冲上去之后就要想方设法把他们击溃，让他们无法待在山头上五秒，如果攻方某人待在山头区域超过五秒战斗就结束了，攻方就获胜了。所以这种游戏就是我最初体验到的terk，团队的协作发挥到极致，短兵相接又马上分离，电光火石间交战数十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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