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警察双手把住约五十公分高的神像，将它给搬起来，左看右看，上瞧下瞧，蜷起手指敲敲它的肚子，又拍了拍它的背后，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泥胎，里面有点而空，但不是遥控玩具！”
“不是遥控玩具，把它搁在那儿，它自己肯定不会蹦起来！”一个警察说。
“是人在胡言乱语！报案人的神智有问题！”一个警察说。
“可她丈夫确实死了！你摸摸他的后脑勺，软乎乎的。根据尸体的柔软度和弹性来判断。甚至他身上还剩有点儿余温。说明死者才刚死去不久！”一个警察说。
有一个警察又在看着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的父亲是怎么死的？”
我没有说出实话。因为知道自己说了实话他们肯定不会相信。他们只会把我当成一个神经病看。无奈之下，我扯了一个谎：“这不是天下大雨吗，我家瓦屋漏雨，我爹爬屋顶上去盖油纸，不小心从屋顶上滑下来，跌到地上，磕住了后脑勺，磕死了！”
“那你母亲呢？她人有没有精神问题？”一个警察问。
“有！她精神时好时坏！”我说。
“得了。这不是一桩杀人命案。而是一场致人死亡的意外事故！那没事儿了，这不在我们的管理范围。那我们走吧！”一个看起来是头儿的警察说。
母亲哭哭啼啼的，十分无奈。
当四个警察准备从我家撤离的时候，我提出一个要求：“警察同志，能不能帮我家一个忙，把这个神像从我家带走，在过桥的时候，将它投进河里！”我指着案桌上那一尊约五十公分高的彩色神像说。
“好好的东西，扔了它干啥！”一个警察说。
“俺娘脑子有问题，一直以为是神像蹦起来砸死了俺爹。这神像在我家，她一直哭闹！你们把神像带走，她看不见它，就不哭闹了！”我说。
“行吧！你去找个袋子装住它，我给你提走就是了！”一个长得比较面善的警察说。
我赶紧找来一个蛇皮袋，用袋子罩住案桌上的一尊约五十公分高的神像，攥住袋口边缘使劲斜着往上一拉，将神像给装进了蛇皮袋里，拧上了袋口。还不放心，就让警察再等一等。自己又找了根长绳子，绕蛇皮袋的袋口好几匝，给使劲绑结实了。
我用俩手提着袋子掂量一下它，觉得它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沉重。大概有三十斤吧。
如果这个时候的我能够预知未来之事，或时光能够重回到这个时候。我是绝对不会让警察拎走神像的。
我这个请求，害死了他们四个。我犯下了重罪。在这一件事上，我无法饶恕自己。
警车在经过我村北边大河上的桥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掉入了大河里。被湍急的洪水给冲走了几十公里。过了一个月后，警车在东边另一个县里被打捞上来了。车身锈迹斑斑的，车门锁上了，关得严实实的，用机械别的才能将车门别开。里面有四具已成骷髅的尸骸。
工作人员还从车里拉出了一个蛇皮袋子。蛇皮袋子里装着一尊约五十公分高的神像。围观的村民见神像在水里泡了那么久，却色彩格外的鲜艳，一点儿也不褪色。它身上像是才刚刷过了一层油漆一样。都觉得稀罕。
有人对它鉴别了一下，发现它竟然还是个泥胎塑像。这可有点儿神奇。一个用泥做的东西，竟然不怕水泡。都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这个却不是！就有人说这个神像上附着神灵。是一件宝物。村民就将它放在庙里供起来了。
这件案子上了新闻。我也是在翻手机察看本地新闻的时候才看到的。时间距离我父亲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惨案将我给震惊到了。我忍不住哭了起来。为那四个年轻警察的死，还有我父亲的死而哭。
同时，我对那一尊样子像马婶儿的神像真的是痛恨到了极点。认为它留在世上，终究是一个大祸害。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马婶儿。反正马婶儿被我父亲砍死并被埋起来后，一直到现在了，都还没有谁来过向我家索要马婶儿这个人。
凭心而说，我不希望马婶儿是那一尊跟她比较像的神像。因为马婶儿是一个好人。
也不知是咋了。最近我一直头痛发烧。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今天我头痛得实在撑不住了。身子一歪，从凳子上掉下来了。抱住一颗头躺在地上连连打滚蹬腿，哀嚎不止。觉得颅内有一块烧红的烙铁正在烫着我的神经。疼得我身上的汗水一阵一阵的冒出来，浸湿了头发和衣服。我还大量呕吐了。
母亲骑了一辆三轮车，拉我到医院看了。
诊断结果很恶劣：我的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子。暂不确定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如果是恶性的肿瘤。那就是脑癌。根本没救了。我再活不过三个月。
母亲吓得哭起来，说：“俺这是造啥孽了！命咋真苦啊！死的死，病的病！都不能让俺家出一个好好的人吗，出一件好事吗！”
“好事就是现在有医疗保险了，治疗脑瘤的大部分费用公家是给报销的！”医生说。
“俺家没交医保费！公家给俺报销不？”母亲哭着说。
“当然不报！你家怎么不交医保费呢？”医生皱着眉头道。
“不是为了省钱吗！”母亲哭着说。
“那你省吧！我看你现在怎么省！”医生给了一个白眼，没好气地说。
母亲嘤嘤哭个不停。我也跟着独眼流泪。还要咬牙强忍着炙热无比的头痛。
医生要给我做一个开颅手术，将脑瘤取出来，并会对脑瘤进行切片检验，看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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