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就那样简单的死了，死得让人不敢相信。
我说不清自己当时的确切感受，只是觉得心底被压抑了一些东西，呼吸都很艰难。一个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孩子，“突然”就死了？我不断怀疑这是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小小的牢房，似乎一下子变成一个黑洞，深广得不可触摸和想象。
金鱼眼，金鱼眼在茫然地抱怨：“草，这么娇嫩，不会吧？”
丰子脸色有些陰沉，好半天默不作声，最后突然陰沉地说：“这个事儿，弄不好要往咱屋里咬扯，到时候，万一帽花问了，说话都给我把嘴拴上把门的。”
“切，有咱什么事？”金鱼眼不忿地说。
“草，你他马猪脑子！这事儿，所里要想压，怎么都好说，要想折腾，俩屋里的人谁也跑不了，大家都算上！所以这一段说话都给我小心点儿。”丰子的语调有些恶狠狠的。
我们都沉默了。
邱立、冬禾我们几个交换了一下眼神，都互相回避了，我知道他们也和我一样，心灵受着煎熬。
我想，如果发生在香香身上的那一幕惨剧发生在自由社会的大街上，我肯定会跳起来阻止他们，可在这里，这个想法似乎也一下子飘渺虚幻起来，我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有过这种跳起来的冲动。
在幽暗的牢房里，人的同情心、正义感似乎一下都变异了，周围或许能找到趣味相和的、经历仿佛的伙伴，却不可能找到值得信赖的人，所有人都是无助者，这里没有正义与邪恶的区分，没有善良与野蛮之分，有的只是先来后到的分别，有的只是强与弱分别，“人”的概念，在里面也开始模糊不清，许多时候找不到作为人的感觉，甚至连悲哀的感觉也逐渐丧失掉了。
社会法则在这里变得狗屁不是，这里有这里的法则，不成文的然而坚不可摧的法则，靠一代代犯人的悟性流传下去，丰富下去。
香香死了，就死了；香香活着，又怎样？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吗？这里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单纯得没有一点温度和血色。即使后来事过境迁时，回忆时依旧让人不寒而栗。
香香的案子一直闹了几个月，我们这个号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冲击，只有庞管过来昏天黑地地把大家臭骂了两次，敲了几次警钟。
丰子不断把案情的进展情况从庞管那里趸回来跟我们显摆，说开始所里还想压事，问香香家长：你家孩子平时有什么病没有啊，我们准备给他办保外。香香家里人那个激动啊，到处找关系，弄来一大堆病历，什么心脏病、风湿反正什么都有了得！
你原来一直都有心脏病啊？还挺严重？？那好，心脏病发作死亡了！这一来，香香家里不干了，疯了一样地告状，最后居然惊动了媒体，上面也下了文儿，要办理，这么一来，先是看守所的当班管教先被扒了制服，后来，隔壁的几个死刑犯站出来把事情揽下了，他们的号长，本来是死缓的“面儿”，这次也一同陪着去了，其他人都没有处理。
香香家里人听说槍毙了四个人为他们孩子抵命，又受了赔偿，也就偃旗息鼓，不再追究真理，而他们的悲痛，要用多少时间去消弭？
这些都是后话。
因为没有触动大家的利益，香香的故事也就成了无关痛痒的一个谈资，被人们经常遗忘偶尔提起。金鱼眼说香香就是命里该绝，要不谍报儿，何至于换号儿？要不换号儿，何至于呜呼哀哉？
无力唾弃，无颜唾弃。所有人都保持混沌，因为所有人都还要熬各自的日子，一切和自己不相牵连的东西，大家宁肯相信它不曾存在。
有人甚至连相信也懒得去相信，连怀疑也懒得去怀疑了。
香香走后俩礼拜，我们号儿又塞进个红脸汉子，叫潘正侯。潘正侯很风趣，虽然年过四十，跟邱立我们几个倒聊得到一起去。
打一进来，丰子就笑称潘正侯为“侯爷”，戏谑中也搀杂有几分敬重。
侯爷进来就没擦地，也没睡板下，因为侯爷的钱卡上有2000多余额，让丰子先高看了，一扫听，原来侯爷在外面包大篷，就是有个私人大田园，搞菜篮子工程的，农民老大哥里面的大户啊。最关键的，因为侯爷是杀贪官进来的，而且一气杀了6个，丰子就喊他“爷”了，表示强烈敬重。
侯爷一来，就表现得很大量，挥金散玉，乐善好施，大家都喜欢，所以侯爷说话随便些，丰子也宁愿担待。关键是人家侯爷嘴上有个把门的，除了对社会不满外，号里的事不掺乎意见，不讨人嫌。万家灯火时，惟独海大爷是个例外，侯爷只给了他半天好脸，大爷长大爷短地，一打听，敢情是一贪官，立马就没了好脸儿，背后喊开“老逼”了。
现在号里共塞了25个人，活动空间显得局促不堪，人的精神也不觉都狭隘窘迫起来。
我在这里关了那么久，才开始还有人会来看我什么的，这关的越久我甚至经常有一种恐惧，怀疑我已经被彻底遗忘了，象卡夫卡那个无休止的《诉讼》一样，弱小的个体在莫名强大的命运面前，任由摆布，无能为力——天啊，不会把我在这里关一辈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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