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僵持着，小马也在一旁做和事姥，说：“这样吧，我也跟着去。我们两个跟在后面，作为接应。”
赵大瞎子没吭声，继续往前走，算是默认了。
赵大瞎子沿着血迹走了一会儿，停住脚步，在那直挠头：“不对啊，这野猪跑到这里咋没啦？”
我说：“是不是你看错了？要不然咱们去旁边再找找？”
赵大瞎子怒了：“胡扯淡！我一路跟着脚印过来的，就到了这儿，野猪脚印就没啦！”
我耻笑着：“没啦？那它还能飞啦？是不是跑到天上去了？”
没想到，赵大瞎子却认真起来，朝着天上看着。
天上是层层叠叠的大树杈，月光如水，从藤藤蔓蔓上漏下来，森林里一片清亮，哪里有什么野猪？
没办法，我们只要在林子里随便走着，希望能撞上那头老野猪。在林子里踏月行走，凉风习习，旁边是笔直的树木，香甜的水果，仿佛行走在梦里。
走了一会，林子里起了雾，雾气弥漫，将月光都挡住了。
虽说夜猎不能抽烟，野猪闻到烟味就不来了，但是赵大瞎子还是忍不住抽了一根，说这破地方太操蛋，得抽根烟镇镇神经。
小马也跟着抽了一根，几口烟狠狠吞下去，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吐出一口长长的烟气，说：“不瞒两位哥哥说，刚才我真是有点害怕。”
赵大瞎子神经粗，大大咧咧地说：“怕啥？怕野猪过来吃了你？！怕个球！”
小马摇摇头，神经兮兮地小声说了句：“我有点……怕鬼。”
他这句话一本正经地说出来，让我和赵大瞎子一愣，接着大笑出来。
但是小马却没有笑，他很严肃。
我按住赵大瞎子，让他先绷住嘴，问小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经历过什么怪事？
小马点点头，他一口气将半根烟抽完了，把烟头在树干上死死摁灭了，才低声跟我们说起了他当年经历过的一桩怪事。
他说，他母亲是上海知青，去西双版纳改造边疆。知青在西双版纳的主要工作是割橡胶。成千上万亩的橡胶园，遍布在各地，每个人负责几百棵橡胶树。因为地广人稀，知青们就结伴而行，且歌且走，一面割着橡胶，一面互相大声喊话。
这些下乡的知青们是由当地的建设兵团管的。这些建设兵团的军人，都是从朝鲜战场、缅甸战场上下来的老兵，好多都是战斗英雄。
他们从战场上下来，赶上“文革”，啥局势也不懂，有的就是随便发几句牢骚，就被画成了“保守派”，给下放到了这里。
他们心里有气，加上天高皇帝远，部队就是这里的土皇帝。当兵三年，见到老母猪都眼睛发绿光。
那些驻军平时在荒山野岭一呆都是一年半载，连个人都看不到，这时候见到那么多上海姑娘，一个个眼睛都直了。
加上当时知青是准军事化管理，你要是不乖乖听话，那生病请病假，申请回家探亲（知青规定，在地方工作2年，可以申请一次探亲假，这几乎是知青最盼望的事情），根本门都没有。
不仅这些，你要想进步，想入党，想考大学，都得靠兵团推荐。不顺从他，更是没有可能。
所以后来当官的也开始不老实了，开始是动手动脚，后来活像土匪一样，啥都敢干。
最后出了一件大事，一个指导员奸杀了一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的，又把尸体抛在沼泽地里，酿成了著名的女知青失踪案。
这件事情激起了知青反抗，开始了大游行，最后**副总理亲自批示彻查，后来才陆陆续续有了知青大规模返城等事情。
小马说，我要说的这个故事，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
她说，当时在知青反抗暴力初期，遭受了部队的残酷迫害。有一个男知青，叫谢为国，因为抗议和连长顶了几句嘴，被活活整死了。
这群老兵狠啊，他们用的在老山前线审特务那一套，把这知青扒光衣服，用绳子困住手脚，光溜溜扔进了马棚里。
要知道，西双版纳最可怕的不是毒蛇，也不是猛虎，最可怕的是雨季铺天盖地的毒蚊子。尤其是农场的牛圈马棚，那毒蚊子、牛虻简直能要人命，你用蒲扇打都打不散。
当时大家谁也不敢说什么，就在晚上听到那个男知青撕心撕肺地嚎叫，叫到半夜，声音渐渐小了。第二天大家起来一看，那男知青浑身肿的像一头大肥猪，全是大脓包，早都死了多时了。
听到这里，我和赵大瞎子都吃惊得张大了嘴，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重重叹了一口气，没办法，那个混乱的时代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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