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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的另外一大片区域，是妇产科。我每次打完饭经过那，总喜欢探头探脑。医院里的护士几乎都认得我，其他区域病房的人都会让我进去游荡，这似乎是重症病房家属的特权。然而，妇产科的人却总拦住。或许他们不愿意我们身上带着的疾病的信息传递到新生的人群里去。
在重症病房，妇产科里的故事是最受欢迎的，说起一个小孩的任何一颦一笑，都会有极大的反应。在重症病房这个楼层的人看来，那里简直就是旅游胜地。和我同处于这楼层的孩子，也都特别向往那科室，想着不同法子突围。
有的装成去送饭的，有的装成刚买药回去的，有的还玩起了乔装——戴上个帽子，别上个口罩，都被逮了出来。
好说歹说，王阿姨答应带我去，条件是，我要把看的那几本教辅书送给她——她想给自己的孩子。
我拿着水桶，跟着王阿姨，她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汗味，每走一步就要喘一声。终于来到那关卡，对着门的那两个值班护士，充满质疑地看着我。
王阿姨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他主动帮忙，真是个好孩子。”
护士想了想，拿出一件护士的蓝色外套给我套上，然后又叫住我：“你最好先去消毒室消毒一下。”
被歧视的猜想这次被正面印证了，我把外套一扔，跑回了重症病房。
那连体婴儿我决意不想看了。但她还是日复一日地直播。直到一个星期后，不管别人怎么追问，她都不说。
每个人都明白了，是大家共同熟悉而亲近的朋友带走了这两个小孩。
那个朋友的名字谁也不想提，因为谁都可能随时被带走。
我可以从眼神里感觉到，护士长和新来的那个医生正在发生什么。
护士长年轻时肯定是个甜美的女孩，瓜子脸，笑起来两个酒窝。不过从我认识她，她就永远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说话一直在一个声调。
楼层最中间，是护士间，那是类似酒吧柜台的样子，半人高的桌子，有限度地隔开了病房和她们。紧挨着的房间，我们称之为贵宾室。贵宾室的门一直是关着的，只有那些医生才能进进出出。
关于贵宾室里面的摆设，在没有多少信息流通的这个楼层，也成了长盛不衰的话题。听说椅子是欧陆风格的，铺着毛地毯，里面还有台球桌。
但每个家属早晚都要进到里面去——那意味着，你家里的病人要直面生死，要动手术了。
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通常前一天的晚上护士长会笑着拿着张通知单给你，然后说，晚上医生们想邀请你去办公室一下，记得带上觉得必要的人。晚上八点开始，护士长一个个病房去敲门，把一队队家属分别往那贵宾室带。
推门进去，门关上了，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看见，他们的亲人被推进手术室，从此不见了——如果手术成功了，会送到紧急情况看护室，调理一段时间，然后送到楼下各专业看护室，或者直接出院。如果失败了，他们谁都不会回来了。
对于护士长和年轻医生的恋爱，重症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恋爱在这个地方看来，其实只是极端的情绪，有极度的开心，也意味着同时可能有可怕的不开心。护士长稍微情绪一波动，就意味着打针的时候更疼了，或者是办杂事时的不耐烦。虽然他们都尽量保持专业，但是脆弱的病人和家属们，看着他们脸上曲线的一起一伏，内心都要跟着一跳一宕。
于我来说，更是个紧张的事情，因为那年轻医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将来，手术的某个环节上他有可能掌管着父亲的生死。
于是，他们两个的情感成了整层楼最重要的安全事件，大家会私底下交流着对他们恋爱进程的观察，来决定集体将如何地推波助澜。
一开始有人建议，不如造谣让他们分开。他们开始在护士长帮他们打针的时候，说，好像看见某某医生和另一层的护士出去了。哦，是吧。针意料之中地没打中血管，痛得病人唉唉叫。
有人张罗着，要给医生介绍有钱又漂亮的女孩子，护士长听到了，闯进那病房里，叉着腰就骂：“你们是活得太舒服了吗？”众人静默。
从此，一切都是往推进他们情感稳定的方向上布局了：甲负责打探护士长需要什么，乙建议医生怎么买，谁听到护士长如何地不开心，都要负责让她开口，然后集体研究解决办法。
我并不是其中太重要的参与者，只需要每次看到护士长的时候，笑着说，姐姐今天真漂亮。有意无意在医生面前说护士长如何地体贴、负责，然后要提高声调说：“要是以后我能娶这样的老婆就好了。”
但通常，我都是在厕所碰到他。他不耐烦地拉起拉链，说，你这小毛孩懂什么，再乱说就揍你。我点点头，不能告诉他，根据大会要求，我坚持一定要见一次说一次。
这样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却也热闹非常。慢慢地，我发觉医生开给父亲的刺激性药越来越少，然后要求我们，每天陪着父亲做复健。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进贵宾室的日子近了。
那个晚上，护士长来叫我和母亲了。从护士室的柜台进去，总算打开了那扇贵宾室的门：几张大大的办公桌，配着靠背椅。唯一的亮点只有，一张软软的沙发。
沙发是用来给家属坐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
我来不及失望，主治医师已经坐在沙发的另一角，看我们来了，满脸堆笑地迎接。他握手的时候特意用了用力，这让我不禁猜测，这笑容，这握手，还有这沙发，都是精心研究的专业技术。
其他医生各自散落在周围，那恋爱中的年轻医生也在。他果然参与了父亲的手术。
主治医师讲了一堆术语，母亲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医生，您能告诉我，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母亲直接打断。
“百分之六十。我和你们解释下可能的风险，病人的手术，是把整个心脏拿出来，先用心脏起搏器维持，如果中间血压过低了，就可能不治；然后要切开那瓣膜，换上人工的瓣膜，如果这中间有小气泡跑进去了，那也可能不治……”
母亲有点头晕，想阻止医生说下去。
但他坚持一句话、一句话说着。“抱歉，这是职责。”他说。
过了大概有整个世纪那么久，医生问：“那么是否同意手术了？如果手术，60%的成功率；如果不手术，估计病人活不过这个冬天。”
母亲愣住了，转过头看着我：“你来决定吧，你是一家之主。”
“我能想想吗？”
“可以，但尽快，按照检测，病人的手术再不做，估计就没身体条件做了。如果可以，手术后天早上进行。”
我出了贵宾室，一个人再次爬上医院的屋顶。屋顶四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圈住，估计是担心轻生的人。
意外地，却有另外一个和我差不多同龄的人。我认出来了，他是在我前面进贵宾室的人，看来，他也被要求成为一家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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